4月11日，高米店家园公租房项目申请现场，由于排队者众多，现场工作人员（右一）在向申请者说明：“不在第一次序就不用排队了！” 一边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申请长龙，一边却是农民工申请者的缺席。在“好政策”与“高门槛”之间，农民工们正面临着一种尴尬。 4月中旬，北京市首次试点面向“新北京人”（稳定就业的非京籍无房家庭）开展专项配租，在400套公租房源中单独划出30%面向“新北京人”配租。但由于购房资格、配租次序等门槛，农民工们并没有出现在申请队伍中。 申请现场难觅农民工 4月12日17时，面向京籍无房家庭和“新北京人”开展专项配租试点的马泉营家园和高米店家园两个公租房项目，完成意向登记。其中有120套房源面向“新北京人”配租，共有1382户“新北京人”登记申请，但在申请现场，《工人日报》记者并没有看到农民工申请者。 4月11日中午，李新明请了半天假，来到位于北京市南五环外的燕保·高米店家园，此时，公租房申请队伍已经排到了百米开外。3个多小时之后，他终于来到了中间位置。 李新明是队伍中为数不多户口在外地农村的人，来北京11年了，目前在大兴区一家教育机构从事培训工作，一家三口在南四环外租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每月租金3500元。“虽然规定只能住3年，还不能续租，但不会有房东把你赶来赶去。”对他来说，来排队的最大动力是租金相对便宜。 高米店家园公租房项目位于大兴区景明路，每套建筑面积58.10平方米至61.95平方米，租金标准是每月37元/建筑平方米，也就是每套租金2300元左右，比市场价格便宜了1000多元。 但对很多打工者来说，这仍然是个巨额数字。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登记两天来，他还没接待过农民工申请者，“就算摇上了，房租交得起吗？” 申请过程繁琐和偏远的交通位置也成为拦路虎。按规定，申请者需提交身份证、户口簿、婚姻证明、就业证明、配租申请表等，准备材料很麻烦。 张明（化名）是混杂在队伍里的代办，一单500元，可以帮跑所有程序，“肯定没有农民工，它有一套筛选机制，农民工早就被排除在外了，况且离市区和产业园那么远，他们去城里打工也不方便。” 张明说，高米店家园距离地铁要走1公里多。 “房源少是大问题，30套跟没有差不多。”李新明对摇上号没啥信心，不过他认为这是个好政策，毕竟北京以前没有针对非京籍外来工的公租房。 “租不起房就回老家” 农民工在北京租房有多难？陈丰对此有着21年的切身经历，眼下也正为此犯难：因为在北京租房越来越贵，他手下有三分之一的农民工流失。 1996年，16岁的陈丰从重庆老家来北京打工，从事搬家工作。最早的落脚点是位于北京南城菜户营附近的城中村。 “10平方米的小平房，上下铺，住五六个人，一人10元。”城中村留给陈丰的印象就是脏乱差，散发着恶臭的垃圾桶、坑坑洼洼的路面、低矮的平房、几十户共用的公共厕所和洗澡间。 随着城中村改造的推进，农民工住进了半地下室。2000年，陈丰搬进了中关村双榆树一处半地下室，“租金涨到了300多元每间，四周都是封闭的，常年没有阳光，冬天还特别冷。” “后来地下室也没法住了，因为政策规定每户限制人数，摊到每人的租金就涨了。”2005年，陈丰又搬到了北京市西北五环的肖家河。那时最让他开心的是，进京10年，他终于可以在屋里做饭了。不过上班的时间成本很大，骑车单程近两小时。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调查，农民工的住房状况普遍较差，城乡接合部、城中村、居民楼地下室、经营场所是农民工租房的主要居住地，80%以上是临建房或简易房，建筑密度大、安全隐患高、卫生条件差。 到现在，五环边的村子逐渐盖起高楼，农民工又面临着“无房可租”的状况。春节回来，陈丰的同事已经有三分之一回老家了，“顺义村子里的平房都要1000多元一个月了”。 如何在城市“住有所居” 陈丰也听说了首次面向“新北京人”的公租房项目，但他认为，农民工很难达到申请条件。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公布的申请条件，非京籍申请人需年满18周岁且不超过45周岁，具有购房资格，其家庭成员至少有一人在项目所在区或城六区工作，所处行业符合北京市产业发展需要，未列入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 不仅如此，面向非京籍申请人配租的120套房源，还设置了如下配租次序：第一次序，在项目所在区工作满一年且单位在所在区注册的非本市户籍申请人；第二次序，其他符合条件的非本市户籍申请人。 仅“购房资格”和“配租次序”这两项，就把大量进城务工人员拒之门外。 “具有购房资格，就是说公租房申请人需提供连缴60个月的个税证明，或连缴五年的社保证明，对大部分农民工而言是不现实的。”张明说，农民工或没有社保，或不是连续缴纳，而且几千个人选30个，农民工应该是最后的选择。 这也从现场工作人员那里得到了印证，“如果不在大兴区工作就不要排了，前面排在大兴工作的外地户籍申请者早就超过了30个，第一次序是选大兴区的。你可以报名，但肯定是排不进去的！” 那么，人数众多的农民工究竟如何才能在大城市里“住有所居”？ “将农民工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迫在眉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卫民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因城施策提供不同类型的政策性住房产品，而公租房正是解决大城市外来务工人员阶段性住房矛盾的重要形式，吻合农民工相对高的就业流动性和比较低的家庭置房率。 刘卫民认为，农民工在北上广等大城市的购房、租房困难更大，更应该加大投放规模和速度，优化投放地点，依据产城一体化、职住平衡原则，在产业园区、轨道交通方便的地方加大公租房配建，既能激发农民工的申请热情，又能解决后续运营问题，形成可持续运营。 “可以从金融支持、加大土地供应等方面为农民工提供更多政策支持，如低息贷款、公积金提取简化等，促进新市民实现‘住有所居’。” 刘卫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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