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2004年是中国足球职业化发展最快的十年，一家俱乐部的投资额从200万元飙涨至了2000万元甚至更高，但2004年10月的国安“罢赛”将“管办不分、政企不分”的假、赌、黑等丑恶现象摆上了辩论桌。
11年过后，《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下称《方案》)昨日正式出炉，中国足协与体育总局正式“脱钩”，依法独立运行，“管办分离”终于成真。
“毫无疑问，这是中国足球改革中的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举措。”北京合力万盛国际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辉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以前到足协批项目，我们总是‘点头哈腰’以表尊重，今后会好些，协会服务会员的意识估计会增强，我想双方是能够平等合作的，做事也能从中国足球的长远发展考虑。”一名体育产业投资人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新主席：蔡振华还是王健林
1955年，中国足球协会在北京成立，黄中任首届主席。由于当时外部环境不利等因素，黄中及他的继承者均难有施展空间。
进入上世纪80年代，足协开始出现变革。足协专职主席由体育总局的高层担任，但仅仅是一个虚职，此后大家熟知的王俊生、阎世铎、谢亚龙、南勇、韦迪等历届管理层，都是以副主席、专职副主席、足管中心主任的身份管理足协日常工作，当然与之相匹配的还有正、副厅级的干部级别。
随着《方案》17日下午的发布，已有60年历史的中国足协将迎来新的篇章。
“中国足协此次将在‘精神’上与国家体育总局正式脱钩，而‘肉体’的完全剥离将在年底前彻底完成。”一名与会者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透露。
按照《方案》要求，“脱钩”具体内容包括：实现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由事业单位向社团常设办事机构(协会秘书处)的转变，改变中国足协与足球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组织架构。转变完成后，适时撤销足球中心并按规定核销相关事业编制。
“脱钩”改革完成后，体育总局不再具体参与足球业务工作，转而对中国足协给予必要的业务指导与监督管理。
“从今年3月《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印发后，去行政化已是大势所趋。与任何行政体制改革一样，足协与总局‘脱钩’，除了隶属关系改变外，人事关系、工资待遇等都需要协调转变，执行到落实还需要一点时间。”一名南方地区足球协会负责人表示。
未来，协会管理层的选举、层级构成、建设制度和整个常态化的运行机制，都有待进一步做出修改和完善。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现任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表示：“未来中国足协主席将由中国足协会员大会投票选举产生，参选中国足协主席的条件由章程规定。”
“如果是选举产生，那么协会的管理层理论上得是懂足球、精于业务的人，这背后是观念上的转变，毕竟以前的管理层是总局派下来的，官味很浓。”足球媒体评论员王俊认为。
随着足协此次“单飞”，新的足协主席人选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蔡振华、容志行、张吉龙、王健林等都被媒体视为潜在的候选人。
蔡振华曾公开表示，愿意放弃行政级别竞选足协新主席，如今他又是如何打算的？蔡振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之前我已经表明了将会以什么样的行动和态度来履行好中国足协主席的职责，现在仍然没有变。”
争论了11年的“管办分离”
一提到中国足协，投资者总是爱恨交织。
1994~2004年是中国足球职业化发展最快的十年。投资一家足球俱乐部从1993年的100万元被“炒”到2000万元甚至更高，俱乐部平均年广告收益也从最初的几十万元飙涨至3000万元左右，中国足协也从曾经的“清水衙门”变得“炙手可热”。
投资者虽然没能从俱乐部获得更多收益，但因为投资足球而获得了土地等不少优惠政策。
巨大利益面前，“管办分离”的利与弊也成为中国足球发展话语权的争夺战场之一，这也就是投资者所谓的“恨”。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清晰地记得2004年深秋在北京郊区亲历的“G7革命”(由当时中超7家俱乐部投资人组成，提出“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的诉求)的情景，此次“逼宫”最终以失败告终。
虽然如此，“G7革命”还是起到了些许作用，中超公司在次年正式宣布成立。不过，当时中超公司的管理层，也同时兼任着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官员的职务。中超公司经过1年磨合期，才开始接手部分联赛工作。
但“管办分离”更多还是停留在反思阶段，直到2009年，足协官员相继身陷“反赌风暴”，尤其是这些官员和部分俱乐部投资人“相聚”监狱的场景，让人们真正开始痛定思痛。而诱发“G7革命”的国安罢赛事件，最终也被证实当值主裁判周伟新确实吹了“黑哨”。
有管理者开始承认：“管办不分、政企不分，出现了假、赌、黑丑恶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体制和机制有关系。”
2011年，体育总局、财政部、教育部等多部门领导一趟日本考察之行，引发了两大猜想：一是在这次调研后，体育总局将对足球管理体制进行手术，成为一个纯正的体育协会；二是成立多部委参与的级别更高的足球办公室。
“按照当时的建议，后者成型的可能性较大，但并没结果。”上述体育产业投资人表示。
中国足球“管办分离”改革的真正信号则是去年10月20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出台，在体育产业中占据主要地位的足球产业成为被寄予厚望的改革“焦点”。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鲍明晓曾表示，去年年初，国务院曾就哪些行业未来将有很大增长潜力、哪些是新消费热点，对国内外经济机构、经济学家进行咨询，“最后出乎领导意料，大家共同提到了体育产业”。
今年2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下称《总体方案》)。《总体方案》中曾明确提出：“按照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原则调整组建中国足球协会，改变中国足球协会与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组织构架。”
昨日公布的《方案》就是以《总体方案》为纲，进一步细化、明确了改革的具体内容。
蓝图清晰可见
根据《方案》，在足协与体育总局“脱钩”改革中，按党管干部的原则，积极稳妥地做好相关人员的岗位转换和工作安排，其中足球中心在编在岗人员，可根据个人意愿一次性选择去留。
“这就意味着足协业务骨干会成为国内俱乐部和体育公司猎头们的目标。若给予一定的空间，这些中国最聪明的足球人会有不同的作为。”上述体育产业投资人表示。
近两日，关于中超公司前总经理刘卫东辞职的消息已传开。刘卫东是在2010年随韦迪来到足协的，上任后他接替邵文忠担任福特宝公司总经理。2014年，中超公司总经理朱琪林调整到足管中心商务部担任副主任后，总经理一职空缺，于是刘卫东成了接替者。
自去年开始，随着国内足球升温，中超公司业绩不断创新高。刘卫东曾有过将中超公司迁出足协办公大楼的想法，也有过配置新的管理层，筹谋在年初开始实施工资薪水改革的计划，但是这些计划并未实行。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另有一家体育公司开出96万元年薪“挖”刘卫东。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拨打刘卫东电话试图求证这一说法，可其手机从昨天下午开始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上述地方足协负责人表示：“无论肉体上怎么脱离，更多的人还是要与足球有关。”
“毕竟我们有庞大的市场，急需这方面的人才。”王辉表示。
公开数据显示，全球足球产业年产值超过5000亿美元，占体育产值比重超过40%，堪称“世界第17大经济体”；全球球迷超过16亿人，中国球迷就有3亿多。
3亿球迷支撑的将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条，这个链条包括俱乐部的经营、赛事的转播及青少年的培养等。业界人士对于整个国内足球产业链条的产值期望是至少8000亿元。
《总体方案》涵盖11个部分、50条改革措施，中国足球未来的蓝图清晰可见。
对于投资者而言，《总体方案》更像是一本足球产业投资指南。
比如，《总体方案》要求各级政府加大对足球的投入，体育、教育等部门在安排相关经费时，应当对足球发展给予倾斜，同时成立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鼓励地方政府以场馆入股俱乐部，形成合理的投资来源结构，推动实现俱乐部的地域化，并鼓励具备条件的俱乐部逐步实现名称的非企业化，打造百年俱乐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郝福庆17日在足球改革发展工作会议上表示，《总体方案》要求的全国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规划拟出台，努力解决“球在哪里踢”的问题。不过他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出台时间表。
此外，国内体育融资并购开始兴起，万达[微博]集团此前已经A轮投资乐视体育，王思聪旗下的基金也跟投了乐视体育；近期，又有消息称有财团拟以超千万美元价格入股新浪体育。
转播权方面，腾讯体育独家拿下了NBA的版权，PPTV则搞定了西甲。
“以后，体育类的上市公司应该也会越来越多。”上海一家知名基金的合伙人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7月1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显示，恒大地产(03333.HK)控股的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已递交挂牌申请，并于同日获得受理函。无论上市前景如何，恒大足球俱乐部的这一步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有业界人士预测，中国足球产业未来4~5年内有望迎来井喷式发展，而对人才的需求同样如饥似渴。 [正文结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