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地下室的蜗牛书店更像一家咖啡馆，书架和沙发错落有致，十分温馨。
春寒料峭，北京城的正月并不都是好消息。春节假期刚过，蜗牛书店便宣布关张了。
店主邓超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转让消息，一时间让京城不少出版人感到惊诧。人们不敢相信，这家颇有特色又不乏声名的小书店，仅运营两年就走到了命运的终点。
所幸，经过一番波折，结局并不那么悲情。
京城最难找
小书店蜗居地下却扬名
能够顺利找到“蜗牛”的人并不多，它位于五道口一个居民小区的地下一层。即便拿到正确的地址，也会在走到小区单元门前时，在看似通往停车场的通道处踟蹰。要不是地下室入口的角落处贴着不大的“蜗牛”二字，能让人确信找对了地方，几乎就要折返。推开地下室入口之门，还需走过长长的有坡度的楼梯，穿越一家练舞房、一家啤酒屋，才能看到“蜗牛”不算大的门脸。
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店长邓超一个人在店里值班，静候顾客上门。以往大多数时候他并不看店，这两天因为书店转让，他需要接待前来洽谈合作的“下家”，才难得地在书店多待了几天。
走进“蜗牛”，感觉更像是咖啡馆，而非书店。183平方米的地下空间被布置得十分温馨，书架和沙发错落有致地安放着。虽说并未以书架作为整个空间的核心，但在邓超眼里，“蜗牛”首先是一家书店，其次才是文艺空间，这也是创办之初他个人的坚持。
2006年，邓超从国外中断学业回国，重新当起美术生，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旁听艺术史论系的课程，并和一帮同学成了挚友。2011年，邓超和这些朋友们开始做一本独立杂志《蜗牛》，小有成就后，他们开始考虑要找一间工作室，“一开始是在昌平，后来觉得离清华太远，连核心成员都不去了，最后才找到这里。”
“蜗牛”的全名是“暂安处-蜗牛会艺室”，寄托着创立者深深的愿景。邓超到现在都记得，那时团队为了找到合适的工作室空间，折腾了一个多月。找到这个小区时，发现建筑工人临时搭建的工棚处写着“暂安处”。本来就十分感性的邓超看到这个名字，立刻心有所动，“别的工地都叫什么‘临时搭建’之类的，只有这里叫‘暂安处’，‘暂居且安’不就是我们当时的状态吗？”
不为赚钱
为开一个“文艺黑洞”
在“蜗牛”的微博、公众号等社交网络平台上有一句介绍特别打眼，“在宇宙中心开一个文艺黑洞”。五道口被戏称为“宇宙中心”，不难理解，至于“文艺黑洞”是什么意思，令人好奇。
“我们想与这个理性的世界抗衡，打造一个像宇宙黑洞一样看不到、摸不着，但真实存在的感性世界，用感性的引力场吸引城市里的孤独心灵与梦想尚未凋零的灵魂，并为他们提供一个暂安处。”邓超解释说。
这种听上去有些文艺过头的说法，经由邓超讲述时却没那么多的矫情。对这位当年高考前临时放弃美术生身份，跑到乌克兰学航天科技的年轻人来说，专业的选择本来就不是为了“稻粱谋”，“本来我学美术的资质也挺好的，但是总听老师们讲各种应试技巧，就觉得这事儿不对。当时也是年轻，为了理想主义，想着能学点实用技术回来报效国家，就出去了。”可真出去读书，才发现事情与想象的不同。后来几经转学，绕了一大圈终又回到国内。
从2013年正式创立，到如今决定转让，“蜗牛”走过了短短的两年。在这两年里，“蜗牛”成了五道口地区知名的特色小书店，它不做书籍零售，而是采取会员借阅制，共计吸纳了百余位会员。店内上千册的藏书保持了较高的借阅率，连不少出版社的编辑都会专程来“蜗牛”办卡借书。
每到周末，“蜗牛”还会组织纪录片放映和出版领域的讲座。2015年的最后一次讲座，本来敲定了嘉宾陈丹青主讲，后来因为场地拥挤，才临时更换。看上去发展势头良好的“蜗牛”居然要转让？不少人感到诧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的编辑戴学林，第一时间转发了邓超的转让信息，并配以评论：“不好说蜗牛是最牛的空间，但可以确定是相当有品的。就拿书来说，在我所见各种咖啡馆、艺术空间，真没有比这儿的书好的。”
众筹运营
朋友协力接管“蜗牛”
聊起经营问题，邓超显得有些无奈：“尽管每月一万元的租金，在寸土寸金的五道口并不算贵，但对我们来说还是难以承受。我们这支团队更擅长做艺术，而不是经营。”
其实，对邓超来说，“蜗牛”一开始就不是冲着赚钱而开的。纪录片来做放映，因为是朋友关系就不收场地费；面对前来租场地的活动，专挑调性相符的，其余的则拒绝；有活动机构要来合作，把“蜗牛”改造成热闹的酒吧和青年场所，都被邓超和小伙伴们婉拒了。
“五道口周边的咖啡馆和青年空间很多，但对真正的文艺青年来说，很难找到一个让自己能够舒适待着的地方。”邓超说，“现在这个年代，只要一做事，别人就会问你怎么赚钱？我可能有点逆反心理，根本就没打算拿‘蜗牛’赚钱，就是想有个可以聊聊文艺、谈谈风月的地方。”
然而，现实很“骨感”。三个月一交、一次三万元的房租成为邓超每天焦虑的难题，“早起眼睛一睁，把房租换算到每天的成本，就觉得今天又赔了。”开店两年来，“蜗牛”已欠外债10余万元，“大多数都是朋友帮衬的，时间长了我们也不想再拖累大家了。”邓超说，这次转让一开始有朋友表示要接手，并没有想象中悲情，但朋友临时变卦，才对外公开了这个信息。
所幸的是，邓超的几个朋友，在听闻消息后迅速行动，准备接管“蜗牛”，在不改变空间基本功能的前提下，通过众筹方式继续运营。“这算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了。”邓超说着，开始架上拍纪录片的机器，留下关于“蜗牛”的影像，以示纪念。
至于那个“文艺黑洞”的理想，他仔细地想了想，觉得自己还是实现了当初的愿望的，“这个店开得不亏，确实是赔了钱，但也赚了好多，只是赚的这些收获换不成钱而已。”对他而言，最大的收获在于，“为不少人提供了在这个城市里温暖的归宿地”，“我想等我老了，回忆起这段时光，肯定是会嘴角上翘的。那个时候，谁还会在乎它赔了多少钱呢？”（记者 李夏至） [正文结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