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些研究生面临导师的不公时，隐忍就成为他们从高中、本科以来所熟悉和最习惯的方式，有的甚至意识不到受到了不公的对待。这在心理学里面可以归咎于习得性无助。
上周，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生蒋某不幸坠楼身亡。日前，经过学校专门调查组的初步调查结果，其导师张代远被取消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并遭停职处理。
据南都报道，蒋某的自杀坠亡很大程度上与其导师施予他的巨大压力有关。张代远因为蒋某没有上缴实习工资而肆意刁难，拒绝为蒋某指导论文，并有意要求蒋某退学。不仅对蒋某如此，众多网帖指控，张代远对指导下的其他学生，也存在着克扣学生交通补贴，强行收取论文版面费，侮辱和性骚扰学生等“斑斑劣迹”。
尽管，大多数高校研究生和导师的关系都是比较正常的，不过，这起研究生坠楼自杀极端性事件，又让舆论聚焦于部分高校研究生与导师之间扭曲的师生关系。尽管南邮事件仍然等待校方的调查结果，但目前，有相当比例的研究生导师，因为种种原因对指导下的研究生都存在不公，也是事实存在。
高校研究生与导师的师生关系，为何在某些时候会扭曲如斯？处于这种关系中的成年研究生，为何总是隐忍隐忍再隐忍，直至忍无可忍？说起来，这恐怕不是个别导师的个人操守问题，恐怕应该是与僵化的高校教育体制有关。
首先，虽然大学生从入校开始就已经普遍成年，但高校的学生管理就基本没有将学生视为应该自治的成年人。从思想状况到生活细节，高校普遍地将成年学生的方方面面事无巨细地管制起来。一些学生面对学校管理的不公或者不满，往往只能隐忍，稍微忍不住，辅导员或班主任就会语重心长地做思想工作。四年本科“圈养”的结果，使得很多学生毕业后无论是进入社会谋职，还是继续读研深造，缺乏独立、健全之人格。因此，当一些研究生面临导师的不公时，隐忍就成为他们从高中、本科以来所熟悉和最习惯的方式，有的甚至意识不到他们受到了不公的对待。这在心理学里面可以归咎于习得性无助。
其次，有的导师在不公正对待研究生的同时，导师自身也受着不合理的高校管理体制的不公正对待。一个研究生导师从入职开始，历经助教、讲师、副教授到教授，每一次职称评定都是对其体制化的塑造，都是对其身心的“磨练”“煎熬”。不排除有些人熬到教授，并成为研究生指导教师之后，也就自然而然用最习惯被对待的方式来对待学生。可以这么说，不合理的高校管理体制物化那些基层的教师，将他们视为学校绩效达标的资源；有的教师就用同样方式来物化学生，将学生视为自己绩效达标的资源。从心理学角度，无论是高校的行政官僚对待教师，还是研究生导师对待学生，一旦高权力者将低权力者视为资源，而不是有着个性诉求的具体的人，那么高权力者就不会再像尊重一个平等的人那样对待低权力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南邮研究生坠楼背后的师生关系，与上个月初中山大学青年教师掌掴院长背后的体制与教师的关系，不过同一问题的一体两面。也就是说，当我们反思研究生为何对导师的不公一再隐忍时，同样应该反思教师为什么对体制的不公一再隐忍。不能总是要等到忍无可忍的坠楼身亡或者掌掴院长时才意识到我们的高校管理出了大问题。□唐映红（心理学学者） [正文结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