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泄露传播未公开案件信息”入刑，这种处罚范围不明确的规定，既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又与《宪法》保护言论自由的现代文明精神背道而驰。
正在审议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审稿）第35条的规定，引起了律师界和新闻界的担忧。
根据该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泄露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中不应当公开的信息，造成信息公开传播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以及（任何人）公开披露、报道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都要构成犯罪，最高可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并且，若单位实施上述行为，也要追究刑事责任，处罚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员。
立法者增设此条规定的本意，或许在于促进司法公正，制裁严重干扰司法审判的行为。但是，基于可以预见的理由，此规定的效果令人担忧。
首先，此规定的处罚范围相当不明确，容易导致罪刑擅断、不当干涉公民的言论自由。其刻意区分“泄露”与“公开披露”，区分辩护人等特殊主体和一般社会公众，并规定不同的犯罪成立条件，看似严谨，实则处罚范围极不明确。因为，如何界定“不应当公开的信息”，如何认定并区分“泄露”和“公开披露、报道”，如何认定“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和“情节严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极其困难的事。
至于应不应该处罚第二次传播、第三次传播者，也是一大难题。这种处罚范围不明确的规定，既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又与《宪法》保护言论自由的现代文明精神背道而驰。
其次，此规定既无必要又不正当。对于哪类案件属于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三大诉讼法的规定不尽相同。其中，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案件，在三大诉讼法中都属于不应当公开审理的案件；涉及商业秘密、离婚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也可以不公开审理；审判时被告人不满18周岁的刑事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
如果有关信息涉及个人隐私，即使有必要，也应当设置成普通的侵犯隐私罪，因为任何人都可能侵犯他人隐私，并非只有辩护人或记者才能构成；而由于审判时未满18周岁的被告人可能触犯的罪名达四百多种，显然不应当都作为“不应当公开的信息”来保护。刑法谦抑原则认为，刑法是其他部门法的保护法，其适用应当十分慎重，凡是运用其他法律能够解决好的问题，就不应当运用刑法。而对于泄露或传播个人隐私的行为，运用民事制裁或行政制裁可能更加适当，比如，对于辩护律师，适用停止执业、吊销执业证书等行政处罚手段，足以达到惩戒和预防效果。
再次，此规定与司法改革的精神也不太相符。因为司法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公平和正义，而要达此目标，离不开社会的各种监督，特别是来自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近年来许多冤假错案的纠正，记者的正义报道都功不可没。难以想象，一个缺乏媒体监督的社会，如何实现司法公正。反之，如果以侵犯个人隐私为由，严禁泄露、传播相关信息，由于处罚范围极不明确，容易使媒体动辄得咎，无法事先预知自己行为是否触犯刑法，从而不敢行使舆论监督权。
对此，建议立法机关应慎重对待“泄露传播未公开案件信息”入刑。若直接用《刑法》来规制律师和媒体，则用药过猛，不利于律师和媒体行业的发展，也不利于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正文结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