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至28日，由《环球时报》社和德国博世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六届中德媒体论坛在德国斯图加特举行。参加此次论坛的有《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及白岩松、董嘉耀等8名中国媒体人，以及罗伯特·博世基金会汉姆博士等8名德国代表。今年7月即将就任罗伯特·博世基金会CEO的乌塔米卡艾拉·杜里西表示：“我们进行的不仅是对话，也是场辩论，最终我们找到了很多共同点。我相信只有开诚布公，才能更好地交流。”胡锡进说：“能否实现中国和西方世界的沟通，这将决定21世纪过得更好还是更糟糕。中德之间的沟通不仅在两国关系中起重要作用，它还是中国与西方之间思想交流与互相理解的重要突破口，非常有意义。”中德两国媒体人在论坛上就反恐形势、俄乌问题和中小型企业等备受关注的话题展开热烈讨论。
反恐形势谁更严峻？
中德两国穆斯林人口众多，目前都在对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恐怖主义活动进行研究。在论坛上，德国《图片报》数字化发展部主编曼菲特·哈特说：“很多年轻人看过那些如好莱坞大片一般的极端主义宣传片后，就义无反顾地去了叙利亚。我们即使有办法阻止他们赴叙，他们仍然可以通过取道土耳其或其他途径投奔极端组织。”哈特认为，德国的反恐形势恐怕比中国严峻，中国的极端分子相对而言比较“温和”。
胡锡进对此表示：“如果说德国年轻人投靠极端组织是出于单纯的‘激情’，那么中国的问题恐怕比德国更加复杂。”胡锡进说，中国国内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多少能感觉到自己受到外国支持。做了坏事，还认为自己挺正义。西方相对同情的报道更加助长了极端分子的这种心态。胡锡进强调，中德两国的媒体需要在报道反恐等问题上互相支持，希望德国媒体以后报道涉华新闻时，“提及‘恐怖主义’不要给这个词打上引号”。
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前中国新闻社社长刘北宪在论坛上表示，所有恐怖活动的背后都是利益争端，在中国发生的恐怖活动不仅仅局限于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活动。刘北宪说，推进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进一步融合，突出平等，淡化差别，这或许更重要。
谈到媒体在反恐中的作用，德国明镜传媒集团旗下的科技杂志start-up scene总编辑弗兰克·施米兴认为，“媒体如何把年轻人争取过来成为我们的听众，这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俄罗斯应获“理解”？
在俄乌矛盾的背景下，中俄贸易联系不断加强，德国政府则在对俄制裁上起主导作用，中德两国媒体人如何看待各自的立场和利益？
中德广播电台暨电视台主编、新闻学教授沃尔夫冈·坎特米席对俄总统普京的强硬立场表示理解。他说，敦促乌克兰接近欧盟是很大的政治错误，“被挤到墙角的普京”一定会反抗。坎特米席同时强调，建立欧美共同价值和安全联盟符合德国利益。北德意志广播电台电视主编安德烈亚斯·奇科维茨也认为，欧盟的东扩政策“没有成功”，失去了俄罗斯的信任。他表示，中国很聪明，在克里米亚归属问题上保持中立，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来说“是个好事”。
但曼菲特·哈特认为，普京未在俄罗斯真正地推行民主，“还在车臣投下炸弹”，“很难想象他怎么成为一国领袖的”。北京市记协主席梅宁华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说：“所有的事情都应有个统一标准，如果说普京到车臣扔炸弹不应当总统，那么小布什和萨科齐分别在伊拉克、利比亚扔过炸弹，他们是否应该当总统呢？”他进一步表示，实际上俄罗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很希望靠近西方，并为此做了很多努力，但北约东扩等一系列事情使俄战略空间被压缩，这时普京认识到，西方没有尊重俄罗斯。梅宁华表示，现在搞成这样，西方国家也要检讨。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则提出对俄乌问题的另一观察视角——或许对某些中国人来说，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面镜子。他说，1991年12月25日，即苏联解体的那一天，俄离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和时任总统叶利钦都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希望获美国的善待，而民众想的是自由了、民主了、市场经济了。“但民主化的俄罗斯得到世界的拥抱了吗？”白岩松说，“在俄乌问题上，美国和北约也是推手，这难道不值得反思吗？”
中小型企业如何成功？
中小型企业是德国经济繁荣的根基。这些企业如何取得成功？中国能否借鉴这种模式？
《斯图加特报》副总编辑米切尔·毛尔表示，在德国，99%是中小型企业，它们同戴姆勒、保时捷等世界知名企业一样也是质量的保证。毛尔说，中国企业十分青睐德企，并购德企的概率远远高于欧洲其他国家，这对中小型企业意味着更多机遇而非风险。财讯传媒集团总裁戴小京表示，中国有近5000万家中小型企业，数量虽然比较多，但品质尚有欠缺，不过这其中也有的发展成了像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世界级企业。
在论坛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成为热议话题，德国TV21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萨宾娜·克里斯提杨森说，德国加入亚投行，而德国人有个传统——对于一个项目，要做就要把它做好。亚投行可能会改变现有的金融格局，不过它面临的挑战或许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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