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明报》3月31日文章，原题：中国诸多政治精英频落马 北京两会结束迄今，中纪委祭出闪电刀法，至少伏下四虎。本轮反腐有一大观察点，近期落马者“是‘能吏’中的代表人物”。而要改变这种官场“染缸效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重塑权力结构。在“廉”与“能”之间，应当找到一条平衡之法，让更多政治精英能够为国家和民众服务，使“善始敬终”成为官场的新常态。
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一汽董事长徐建一、中石油总经理廖永远、福建省副省长徐钢，再加上由地方纪委通报的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戴海波，合而观之，无不是官场精英。其中，改革派“明星官员”仇和的落马，给舆论界投下了最大一颗震撼弹。
官场落马者中的“仇和现象”，早前也有其他版本，如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朱明国、原铁道部长刘志军等，皆曾是内地官场中的佼佼者。而这些昔日的能吏们，从组织部门考察时的“德才兼备”，最终堕至“德才失衡”的地步，在异化过程中到底有哪些内外因素，值得深思。
屏蔽此推广内容 庸者贪、能者腐，是否说明腐败业已成为内地官场酱缸中的一种“万能溶剂”，可以吞噬掉意志不坚的个体？这一危险迹象必须引起警惕。
要改变这种“染缸效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重塑权力结构。
所谓权力结构的改革，大概有两个维度。一是处理好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间分开、协调及相互制约的问题。二是理顺执政党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治与经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把应当让渡出来的权力，逐步还权归位。可以说，这才是压缩权力寻租空间的正途。
在以上几种权力关系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被讨论得较少，却也不容忽视。地方“能吏”中有不少仇和一样的政治强人，他们要在经济发展锦标赛中脱颖而出，除了GDP成绩，另外就主要看市政建设。虽然内地官场考评标准也在因时调整，但在实际工作中，经济类指标仍占对官员考评的过半比重。
在实行了20多年的分税制体制下，地方的财权事权基本可以用“钱少事多”来概括，对于像城建这样少数能被上级和公众感知的为政亮点，官员们往往不遗余力，在监督机制不彰的情况下，这样政绩极易变异。
仇和落马后，其背后的开发商人被起底为“城建教父”。而之前在南京仕途折戟的“推土机市长”季建业，曾经是昆山“经济模式”造就的“明星”官员，对他的指控多数涉及项目开发。
官场“染缸”非一日而成，激浊扬清也要久久为功。在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上，在完善权力运行机制上，在扩大民众的监督权和决策参与权等方面，中共还有很多可为空间。
每一个“能吏”的落马都意味着巨大的社会成本。在公正与效率之间，在“廉”与“能”之间，应当找到一条平衡之法，让更多政治精英能够为国家和民众服务，使“善始敬终”成为官场的新常态。(欧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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