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路艳霞
作家严歌苓长篇小说《扶桑》从1995年发表至今整整20周年，其间引发无数高等院校文学专业人员的研究兴趣，也俘获了大量的文学爱好者。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日重新出版了这部书写19世纪北美华人移民浪潮的作品。昨天，《扶桑》的超级读者、阿里音乐董事长高晓松及书评人史航与严歌苓一起，在北大进行了一场“糟糕的历史与优美的文学”的对话，以见证《扶桑》20周年纪念版的问世。
“现在再写不会那么愤怒”
《扶桑》当年的创作过程堪称奇特，上世纪九十年代，严歌苓只身涉过重洋，到美国苦读写作学，攻读艺术硕士学位。其时她患上了抑郁症，常常处于疯狂的写作状态中，《扶桑》正写于这个时候。
严歌苓回忆，她在1993年碰到了这个题材。那天她和丈夫约好一起吃晚饭，丈夫来晚了，她于是移步至餐厅旁边的移民历史陈列厅。她和一个穿着华贵、仪态雍容的女子不期而遇——当然后者是在图片上。严歌苓一下子被震撼住了，有一个念头清晰地冒了出来，这个女人身上有故事。而再细看图片下的一行字，这位女子原来是19世纪中期旧金山淘金时代最有名的妓女。
严歌苓为这位女子着迷，她发动朋友、丈夫四处找书、找报纸，试图寻找神秘女子的蛛丝马迹。但结果她看了两三年的书，共有几十本，关于该女子的详细过往，依旧没有一点儿答案。严歌苓说，她最终通过阅读获取的最有价值的信息不过一句话而已：当年陆陆续续被卖到旧金山的姑娘有3000人，和他们有关系的白人男性有2000人。“为什么中国女孩对白人男孩如此有吸引力？”严歌苓这样问自己。
她决定写这个从未写过的题材。这个时期的严歌苓独处异国他乡，作为一个东方人置身于西方世界中，是极度敏感而脆弱的。所有尖锐的疼痛投射在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扶桑——一个半世纪前北美第一代华人移民身上，在严歌苓的笔下，扶桑不单单是一个作为侮辱与损害的形象，她与白人少年克里斯和唐人街大佬大勇的关系，她的顺从与选择，她的退与进，都包含了太多的内涵。而在严歌苓看来，“面对救赎，扶桑内心一直有着潜台词：爱我吧，不要救我。”
严歌苓回忆说，她当年写《扶桑》有一股气，她因华人被屈辱对待而愤怒，她写作的进度也出奇的快，每天会写7000字。“如果现在再写，不会那么愤怒了。”她说。
“小说特别粗粝特别有肌肉”
身为嘉宾的高晓松，全程拿着一把扇子，扇子上的“晓松奇谈”四个字很打眼。他直白地表达了对《扶桑》的喜爱，“我太爱这个东西了！” 事实上，高晓松多次在播放量达数亿次的个人脱口秀节目《晓松奇谈》里谈到《扶桑》，称“这是一部伟大的小说”，让他“热泪盈眶”。
他说，特别喜欢扶桑内心的那一种光芒，尤其喜欢扶桑被修道院救了，她偶然看到自己做妓女时穿的红裙子，穿上那条裙子，她觉得才是她自己，随后她还是回到了唐人街。“这是一部特别粗粝、特别有肌肉的作品。”他分别拿法国名著《茶花女》、本届奥斯卡提名影片《布鲁克林》与《扶桑》相比，他认为跟扶桑相比，茶花女的处境没有差到哪儿，而《布鲁克林》的女主人公还能在漂亮餐桌前吃饭。“扶桑这个女孩受苦了，拍出来才是震撼人心的！”
高晓松告诉大家一个消息，他买下了《扶桑》音乐剧改编权，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自己兜里掏钱买作品改编权。“这是我自己卖艺的钱。”他信誓旦旦地说，这表明他对扶桑的感情，“以前没有看到这样的女性，她超级强，虽然她生活在最底层，但她不卖笑。”
但高晓松还是发出了哀叹，“《扶桑》改得我很痛苦，经常写完了特忧伤。”他说，音乐剧容量比电影还小，是个小小的奢侈品，要求人物简单、冲突激烈，他曾苦思苦想怎么开场，很不容易才找到突破口。
“写作一直是在自讨苦吃”
和《扶桑》相处的这些日子，也让高晓松发现了自己和一位真正作家的鸿沟所在。“别看我长得糙，我一下笔，就充满了小布尔乔亚的同情。”他感叹道，“歌苓姐，心太狠了！”在高晓松眼里，严歌苓写扶桑真是往死里写，她决绝地面对笔下的角色。“而我觉得自己满腹经纶，还沾沾自喜，这些素质都导致我不适合写作。”高晓松说。
严歌苓则感叹，其实她一直在自讨苦吃。她回想起自己1971年来到部队，最苦是到西藏演出，为了避寒戴两层口罩，最后口罩像冰冷的铁板一样。那个时候大家争着吃苦，发烧了还上台跳舞，会被大家羡慕死了，“吃苦”在当时是个英雄概念。
“自讨苦吃，一直到现在一天不吃点苦，跟自己没法交代。”严歌苓说，为此她几乎每天游泳2000米，趴在桌子前写几个小时，腰疼了就站着写，甚至一直坚信，“不写作不可爱，会对自己存在的价值怀疑。”她说，自己并不是一个自信的人，而是一个怯懦的人。
严歌苓还自曝，写每一部作品都会有严重自我怀疑的阶段。她提到写作《扶桑》时的情景，她曾写道：苍蝇飞不动，天冷下来，扶桑觉得冷，觉得饿。“我想干嘛，为什么写这段情景？”她痛苦地不断问自己。
“一个这么美的女人，不怜悯自己，不怜悯这个世界，也不怜悯她笔下的人物，我觉得这是成为伟大作家的素质。”高晓松的这番话，或许可以作为严歌苓几十年写作的总结语。 [正文结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