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四部曲”可以看作是梁衡先生的新闻传记，《总编手记：版面背后的故事》则是他新闻人生中四分之一的断代史。 我很幸运，见证了梁总新闻生涯的重要一程，我们在人民日报社大院里一起共事7年。作为部下，对梁总除了深深的敬意，还有一份浓浓的师生情——在那段日子里，谁没有经过他的耳提面命？现在已经是局级以上的干部中，当年因他的批评、退稿而抺眼泪的也大有人在。但又有谁没有从他那里获得过难忘的教益？ 记得梁总是秋天退休的，开会宣布的那天，他坦然说道“我心里像这秋色一样宁静，有一种交替换季的欣喜”。这句告别语，让我记忆犹新。报社大院的四季轮回，自此不再有梁总的身影，但之后编稿出报的日日夜夜，又总觉得他如在身旁。 9年前，我接任评论部主任后，不止一次地跟评论员说，党报写言论不能有横气霸气，你们去好好学一下梁总的那一篇《“要”字牌言论》。 又记起三年前，2015年2月19日，正是大年初一，忽接梁总的电话，说他“忍不住”写了一篇时评，题目叫《为什么不能用诗做报告》。起因是网上一则新闻。某市一个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做的工作报告，竟是一首6 000 字的“五言长诗”，代表们也居然一致举手通过。而且该主任用“诗”做报告，这已是第二回了。两年来，上级人大、同级党委也无一人发话纠正。梁总忍不住出手，他从形式与内容的对立统一，分析了这种“诗报告”，如何有悖“形式伦理”，是典型的官员作秀。他借用马克思的那句名言，说这“惊人的一跳”，摔坏的不是形式，而是形式的拥有者自己。最后指出，“此举也反映了我们政治的不成熟”。 我看罢暗暗叫好，但又有些犯难，说别忘了今天是大年初一呀。梁总笑道，“是忘了放假，看来今天的爆竹声中，也只有我们师徒二人忧国忧民了”。三天后，大年初三，我值夜班，正好有版，又想起这篇文章。已经过11点了，我拨通梁总电话，商议最后定稿。折腾了一晚，却版面撞车，还是没有发出去。又拖了一天，稿子总算见报。不想，反响强烈，还引发了一场关于“官场作秀”的讨论，第二年该文即获首届鲁迅杂文奖金奖。大年初一写稿，半夜三更对稿，这个故事，颇能体现梁总的风格，“忧心为政，真情为文”。这时他早已不在其位，却还是初心不改。 现在梁总的许多话，已成为新闻圈里的流行语。如“记者出门跌一跤，也抓一把土”，“评论是报纸的宝塔尖”，“画版先找眼，眼睛对焦点”，“未成稿时题为梁，成稿之后题为眼”，等等。这些道理我们新闻人人人心上有，却只有他才妙笔点睛上升为“公式、定理”。前几天看到微信朋友圈里传一张照片，原来是11年前梁总谈业务的一篇文章《编稿应多用刻刀，少用锉刀》，被制成一块整版，挂在一个报社编辑部的墙上。文中那句不能“把尖锐的观点磨成正确的废话”，至今仍然振聋发聩。 现在这本《总编手记：版面背后的故事》已经是第三次修订了，在它初版和再版时，就是我手头的工具书，小纸条竟随手夹满了书缝。许多名言警句也成了我传承薪火，指导年轻编辑的口头语。10多年了，“何故旧物到此时，处处仍发新青春”。我觉得真正耐读的不只是这本书，更是梁总这个人。 仔细琢磨，梁总不同于他人处有四。 一是精研业务。论身份，梁总先为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后为《人民日报》副总编，是正宗的高干了。但他不以官为官，反以官而无学为耻。他曾有诗言：“文章千古事，纱帽一时新。君看青史上，官身有几人。”他还为我们评论版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居官无官官之事》。这是引古人的一句话，就是说做官的人不要太把官当回事。在任上，他强调以稿为本，带领大家认真办报。一次值夜班，他发现一篇稿缺少“新闻眼”，就半夜三更打电话追到银川、找到南京、问到南宁，转遍大半个中国。这种痴劲，谁能有之？居新闻官而又这样痴于稿，敬于业者，谁能有之？古人云，“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无成者,皆自谓不痴者也”。梁总能成为新闻大家和文章大家，就是因了这种不为官身所累，孜孜而求业务的精神。这在当今官场和业务场中真是难能可贵了。 二是精研理论。他自喻“打着灯笼走路”，决不盲从。自入新闻行以来他从未停止过思考。他在《谈经典》一文中说，实践并不能指导实践，只有理论才能指导实践。他提出名记者的4条标准，其中一条就是要有理论著作。新闻是“火花”而非“火光”，消息要“七分肉三分骨”，新闻与文学的12个区别，文章的“三层五决”，等等。梁总提出的一系列理论，何止是“灯笼”，已成为新闻人照路的思想火把。需要特别感谢梁总的是，他的不少思考，当时就化为我们评论版上的精彩文章。他不分管评论，却与评论部结下了不解缘——自他调入报社至今，仅给“人民论坛”一个专栏，就写了34篇文章，为历任老总之最。当然，他也没少给其他版写文章。比如，虽不分管文艺部，却给副刊写了许多好稿。 三是苦心积累。行内常说，新闻是易碎品，甚至新闻无学。但是你捧读《总编手记：版面背后的故事》，却能感到它沉甸甸的，绝对经得起岁月的打磨。我和梁总一样同是从冷僻的专业拐入新闻口的，他学的是档案，我学的是古典文献。我感叹，梁总能将档案研究的方法用于新闻，将十几年前的版面、文章、标题，宝之无佚，边工作，边研究，理论与实践双丰收，实在令人佩服。说到这里，我真有点自惭不如，“忘了初心”，废了旧功。不徒这本《总编手记：版面背后的故事》，“新闻四部曲”中的前三本也是他几十年来，于记者、评委、署长等不同位置上的思考结晶。 四是赤子之心。梁总在社内分管的最重头工作是记者管理。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本书中，除对记者的业务指导外，还有大量的编辑、策划、版面、夜班，甚至还有发行方面的内容，无所不谈，且资料满满。他又从新闻而辐射到政治、社会，如提醒官员答记者问时的“14个不要”，痛斥文化贴牌无异于自杀，甚至屡屡上书中央建言献策，书生报国之心跃然纸上。他在《用其力还是用其心》中写道，“用其公心，忧国忧民、不以权谋私；用其诚心，不弄虚作假、招摇撞骗；用其忠心，负责敬业、恪尽职守”，这里说的是用干部，又何尝不是谈人格呢？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功夫在诗外，梁总的这种境界早已超出新闻之外。 正如梁总退休时感叹的四季轮回，现在我这个小兵也开始过着梁总当年那种改稿、熬夜、签大样的日子。长夜青灯，忽想起一个典故，当年桓温征蜀，见武侯时小吏，问：“诸葛丞相今与谁比？”小吏答：“诸葛在时，亦不觉异。自公去后，不见其比。”梁总在时，耳提面命，亦不觉有异。梁总退后，怅然若失。 好在有这本书，会相伴我们走过新闻人生的四季。 卢新宁 2018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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