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身份证作为个人信息的一种外用“标识”，其用途越来越广泛，尤其对于那些经常外出的人来说，不带身份证几乎是寸步难行。
非但今人注重身份证，古人也是极其看重身份证的，只是那时的身份证与现时的身份证有着很大的区别。
中国古代的身份证叫做“符”——这可不是江湖术士画的那种驱鬼逐怪的“神符”，而是一种用木头或金属做成的小物件。隋唐时期，中国出现了最早的“身份证”——“鱼符”。这种“身份证”状如鱼，分左右两片，上面有孔，用来系挂。“鱼符”是官员特有的“身份证”，普通老百姓还没有这份待遇。“鱼符”上面刻有持符官员的姓名、官职、任职衙门、官阶等。鱼符的材质因官阶的高低而不同：亲王、三品以上的高官用的鱼符是金子做的；五品以上的官员用的是银质鱼符；六品以下的官员用的是铜质鱼符。为了方便官员们出门办事携带鱼符方便，朝廷还专门为官员们定做了一种装鱼符的“鱼袋”，而且要求是“符不离袋、袋不离符”。官员们朝见皇帝、会见同僚、外出办事，都得先亮“鱼符”，以“验明正身”，然后才能为对方承认和接纳，所以当时曾有“附身鱼符者，以明贵贱，应召命”之说。
俗话说：一个皇上一个令，一个和尚一个磬。皇帝换了，鱼符也跟着“变脸”。武则天当政时，“鱼符”换成了“龟符”，用途没变，只是外形和材质变了。后来，“龟符”又相继变成了“虎符”“龙符”“麟符”。符的形状和材质都发生了变化，其“职能”也增加了：除了证明身份之外，还多了一项权限功能：亮一亮手中的“符”，便可以调动、指挥军队和任免官吏。归根结底，“符”还是身份的象征：身份高，权力就大。
明朝时，大概嫌金属符太重，携带不方便，也是为了体现改朝换代的新气象，官员们手中的金属符统统换成了“牙牌”。牙牌的质地有象牙、兽骨、木材等。牙牌像笏板一样细长，上面刻有持牌人的姓名、职务、履历、单位，其详细程度类似于今天的超大号名片了。2004年，考古学家在南京明代宝船厂船坞遗址中，就发现了疑似郑和的“身份证”——一块“牙牌”，这是一块由朝廷特制，前宽后窄、轮廓浑圆的乌木牙牌，上面有孔，是用来挂系腰间的，所以也称“腰牌”。
近年的考古研究发现，从明代开始，“身份证”已经由官场向社会扩散推广了，社会上的一些显贵也开始视持有“牙牌”“腰牌”为一种荣耀。明人陆容在《菽园杂记》中就有“凡在内府出入者，无论贵贱皆悬牌，以避嫌疑”的记载。可以想见，当时，“牙牌”像今天的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一样受到举国上下的推崇。
清代时，牙牌少了，腰牌多了，而且腰牌上的个人信息更全面了：姓名、年龄、单位、职业、官衔等，高级点的腰牌居然还刻有持牌人的面部特征!——即使腰牌丢失被他人捡到，也无法冒用！其“防伪手段”之高可见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时，身份证制度发生了一次大的变革，从腰间提到了头顶——官员除了“腰牌”作为“身份证”之外，还发明了另一种“身份证”——顶子也即帽珠。这当然和清代的服饰有关。顶子的材质有宝石、珊瑚、水晶、玉石、金属等。阶层不同，帽珠的材质自然也不同：一品大员，帽珠为大红顶子；乡村秀才，帽珠为铜制顶子；普通老百姓无级无品，就用绸缎在脑袋上打个帽结。所以，人们在街上遇到了，一见对方头上的顶子，便知其“身份”了。为了抬高身份，一些富商便指钱使银“捐”个顶子，办个假“身份证”，于是一些影视作品中才有了“红顶高人”“红顶乡绅”的称谓。刘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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