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南京６月２８日专电（记者 倪瑞捷、蒋芳）２６日至３０日，由文化部、江苏省文化厅主办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民歌、山歌展演活动在江苏吴江展开，来自全国３５支民歌山歌队齐聚此地“开唱”。
记者采访了解到，如今山歌传信、鼓励劳动者情绪的实际作用已经弱化，“原生态”的演唱方式被扣上了老套、过时的“帽子”，部分没有文字记载的民族山歌面临失传危机。
大山也留不住山歌
吴礼平从小生长在贵州榕江县，如今已经是县文化馆艺术团团长的他一直坚守在侗族山歌表演和传承的事业中。对他而言，侗族山歌是邻里的吆喝声，是父亲耕作时哼的旋律，是母亲唱的摇篮曲。“侗族没有文字，母亲唱一句我学一句，我们的民族山歌就是这样一代传一代。”
如今在榕江，初中毕业的孩子们就纷纷外出打工。对当地的年轻人来说，侗琵琶、牛腿琴和芦笙单薄的声音办不了一场“交响乐”，侗族大歌一成不变的旋律也不如流行歌曲好听。村里的老歌师来收徒弟，也无人响应。
而在江苏吴江，《芦墟山歌·五姑娘》曾经广为传唱、红极一时，如今也面临着失传危机。近年来，唱芦墟山歌的民间艺人纷纷转行和流失，当地４５岁以下的人对芦墟山歌知之甚少；５０岁以下至６０岁左右的人能够演唱的也寥寥无几；能讲善唱的大多是６０岁以上的老人，而这些艺人相继离世，逐年减少。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所原所长、中国传统音乐家乔建中认为，社会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农村里劳动的场面和自然环境已发生很大的变化。“要让山歌传承就要培育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形成自觉保护山歌的意识，植根于民间的山歌艺术才能后继有人。”
“劳动号子”变身“运动号子”
山歌亮起“红灯”，各地只能给传承设“底线”。以土家族为例，要获得“土家山歌传承人”称号就要收徒弟、传技艺。在中小学课堂上，土家山歌内容被纳入教材中，并编印了土家山歌中小学教育教材，学校还开设了山歌特色课堂，让土家山歌渗透到课内课外。
然而，并不是进了课堂就能生存。广东梅州市梅县区客家山歌传承保护中心的廖丽，工作任务之一就是去中小学教客家山歌班。“第一次上课我即兴表演了一段山歌号子，唱完了学生完全没有反应，还有一个顽皮的孩子喊’太难听了’！”廖丽认识到要想让孩子喜欢山歌艺术，就一定要改变固有的演唱方式。
客家山歌讲究“腔版”，廖丽就把歌改得更加通俗，发声方式更加简单。传统的山歌没有伴奏，廖丽就配上现代音乐，再根据歌词编成一段故事，现在山歌班的孩子最喜欢和她一起边唱边演。
牛歌曾经是农民们最喜爱的“劳动号子”。如今耕地都是“铁牛”了，调子也该变一变了。江苏阜宁县文广新局导演顾宝华介绍，当地的“牛歌大赛”鼓励参赛选手改编传统牛歌，受到欢迎。现在最老的“牛哥王”８５岁，最小的才８岁。
城市里不需要“劳动号子”，山歌成了广场舞的“运动号子”。安徽巢湖出版了一套由山歌改编而成的广场舞曲精选，《一支秧歌一趟漾》《巢湖姑娘》等经典曲目都成了城市居民的“运动号子”。
山歌在变与不变中探求平衡
改编山歌虽然赢得了观众，但山歌还是原来的山歌吗？有关专家表示，改编山歌也要适度，每个民族的山歌都有各自的文化内涵，莫让山歌演绎沦为民族服饰和现代音乐的堆砌，“娱乐”观众之余最好还能引发思考。
“山歌来源于生活，也一定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吴江芦墟山歌专家杨敬伟说。在长三角地区，人们甚至很难看到农村收割的场景，但春耕的辛劳、秋收的喜悦和现代社会也是相通的，歌者和观众是通过山歌在交流“情感”。
“山歌是为抒发感情、展示生活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其表演形式可以变，但山歌表达的内在感情一定不能被抛弃。”乔建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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