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遗物，以永远无法抹去的印迹，记录着、昭示着战争的残酷、历史的苦难和中国人民不屈的意志。
成都大轰炸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专门制定并实施了针对成、渝的战略轰炸计划，即“101号”作战计划和“102号”作战计划，对成都、重庆和四川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轮番轰炸”，其目的在于摧毁我中华民族的抗战意志。
1938年11月8日至1944年12月18日，在长达6年零40天（共2230天）的时间里，日寇先后对成都进行了31次大轰炸。期间共出动飞机921架次，投弹2455枚，造成5337人死伤（其中死1762人，伤3575人），炸毁房屋15208间。轰炸目标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商业中心，包括城区的平民居住区、学校、医院、外国使领馆、外国教会等非军事区，以及各交通要道、军事基地、空军机场等，无一例外地遭到日机的“无差别轰炸”。时至今日，大轰炸时期留下一些文物和遗物，依然警醒着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成都商报记者 马天帅
1
一张梳妆台
院里被炸，亲人遇难，唯留梳妆台
这是一张漆面斑驳的梳妆台，台面木头拼接处已裂开缝隙——岁月在上面已刻画太多的痕迹，不仔细看，往往容易忽略上面三处似火灼烧的痕迹。
这三处痕迹，是日军轰炸成都期间，弹片划过刻下的印记。梳妆台的主人扔掉了很多用过的东西，唯独将它保留了半个世纪，最后将它送到了建川博物馆里的川军抗战馆。
梳妆台是成都市民李幼霞的陪嫁品。2001年，李幼霞将一直珍藏了60年的梳妆台赠送给了建川博物馆。“当时我们给了500块钱，没想到第二天她专门把钱退了回来。”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回忆说，当时已年过八旬的老人表示，虽然经过很多次搬家，这个梳妆台早已不用，但她还是拒绝了儿女们希望将它扔掉的想法，直至将其作为文物收进博物馆，以“继续保留下去，警示后人”。
在老人家亲自手写的回忆录中，梳妆台不仅仅是她的青春记忆，更是一家人遭受大轰炸的惨烈见证。
1941年，李幼霞刚刚20岁，和公公婆婆、大伯二伯同住在金马街的一个大院里。她住院子最里边的房间，娘家陪嫁的家具梳妆台、衣柜就摆放在屋里。“那几年，跑警报成了家常便饭，警报一响，我们就挎着大包小包跑，跑的次数多了，就只带小孩的东西跑……有时一天要跑好几次。每次警报解除后，人们不只是急着回家，担心家的安全，还要打听被炸的地方，人员伤亡情况。更担心亲人、朋友的安危。”李幼霞在回忆录中说，她的二姐，就是在日本鬼子炸皇城（现省科技馆位置）时被炸断了双腿，因流血过多而无法救治离开人世的。
安葬了二姐，当天的苦难却还在继续。李幼霞刚刚回到家，防空警报声又一次骤然响起，她赶紧拿起挎包抱上孩子就往外跑。“刚跑到一个大菜地边，就听见鬼子飞机的轰鸣声，我把孩子往菜地里一塞，自己也趴在菜地里，不一会儿就听到炸弹爆炸的声音此起彼伏的响着，震耳欲聋，爆炸声、燃烧声交织在一起……”直到人们相互呼唤着寻找亲人时，她才从惊恐中清醒过来，抱着孩子往家里赶。“到家时，不由得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院门处被炸弹炸了一个大坑，我大伯和守门人被炸死在院子里，院里大部分房屋已被炸成了一片瓦砾，我住的那间房子还歪歪斜斜地独留在那片瓦砾中，一边的墙已被震坏，房中大部分家具已被倒塌的墙和弹片打烂，仅剩下梳妆台相对完好。”
2
一张疫情统计表
敌机投掷病毒，细菌战不只东北，还有四川
30年来，成都市民杨迤凭一己之力，查阅了数千万字的档案，四易其稿，写下了《日本细菌战在四川真相》。省档案馆研究抗战的老师说，她填补了抗战史上的一个空白。
对此评价，杨迤笑着说“过奖了”，持续研究这一课题的动力，既是为家里4名因此受害的亲人讨个公道，更是做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
杨迤出生于1946年的成都，父亲是一名绣花鞋手艺人。从杨迤记事时起，二姐的惨死在父母一声声叹息中得以浮现：1945年7月，杨迤年仅12岁的二姐，因为吃了一块母亲从街上买回来的一牙西瓜，之后三小时不到，就又吐又拉而惨死。像其他突然毙命的人一样，家里人并不知道她的死因，而是迷信地认为“上天在收人”。一年之后，杨家大姐1岁多的儿子，死于同样的症状。
直到30年后，学医毕业的杨迤被单位——一家职工医院指派负责防疫工作，接触到防疫方面的知识才突然醒悟过来：二姐和侄儿死时“吐淘米水、屙白尿”的症状，再明白不过地显示，他们都染上了霍乱症。
据杨迤讲述，除了以上两位亲人，她家还有另外两名亲人因感染鼠疫和炭疽病毒，一个立即毙命，一个被折磨几十年后痛苦离开。
“四个亲人先后染上传染性极强的细菌病，应该不是自然的传染，而是日本侵略者干的。”杨迤说，为了找出1945年6月至10月成都爆发流行的霍乱真相，她近30年来一直持续努力，终于找到了答案：“日本人在中国的细菌战，大多数人只知道东北、湖南等地，殊不知四川也是受害地。”
为了证明日军在成都大轰炸期间也曾开展过细菌战，杨迤走访了成都大轰炸受害者，查遍了有关抗战疫情的档案。
成都大轰炸受害者廖世华老人对她说，“我清楚知道当时好多小孩去捡敌机撒下的糖果吃中毒死了，你一定要把这个写上！”
抗战亲历者廖正林、何长清告诉杨迤，他们至今清楚记得小时跟父母“跑警报”，当父母、邻居看见敌机低飞并放出大量烟来时，就会着急地大喊“快找东西捂住鼻子、嘴巴！日本人放‘毒瓦斯’了” ——那时他们就知道了日本飞机在放毒了。
她查到1940~1944年之间，四川省防空司令部关于敌机投掷鼠疫杆菌、霍乱病毒及伤寒的防治处理办法的训令。训令告诫百姓不得捡拾敌机投掷的谷物、棉花、布条等物品。
她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一份档案得知，国民政府抗战时期防疫全国最高防疫机构战时联疫联合办事处处长容启荣写的（民国）二十九年底至三十年的防疫工作报告，其中提到1940年8月重庆霍乱和1940年川北霍乱，《廿九年霍乱疫情统计表》记录四川该年霍乱患者421621人，死亡41787人。
今年5月16日，第三次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南省常德市湖南文理学院举行，杨迤受邀参会，并提交了自己四易其稿的论文《日本细菌战在四川真相》，“我还在继续修改，争取以更多的史料来证实，日军也曾在四川施行细菌战，从而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一史实。”
3
一个飞机铭牌
成都东北角空战，打下日军王牌飞行员
7月7日，建川博物馆川军抗战馆。97岁的抗日老兵刘景轼前来参观“自己”——这是他第一次看到68年前的自己，投笔从戎时贴在花名册上的照片。
1937年，刘景轼在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古典文学专业就读，响应号召投笔从戎，成为一名空军。在他的照片左侧，老人家意外地发现了自己68年前的大学朋友解固基——另一名抗日川军英雄。“当时他在另一所大学就读。”凝望着解固基的照片，言语不多的老人打开了话匣子，“他是我的好朋友啊。1937年，他上前线后，就再也没见到了……”右侧的照片，同样是刘景轼的故人，抗日英雄彭仁复，“他还是我的蒲江老乡。”
在展厅另一处，一件文物引起了刘景轼的注意：一架日军战机的铭牌。老人家仔细看着这件文物，久久不愿离去。1939年，刘景轼和他的战友们打下了日军空军包括王牌飞行员奥田大佐在内的两架飞机——奥田是抗战中中国打下的日本空军最高指挥官。
1939年，刘景轼任战时四川防空司令部监视队副队长，防空协导委员会总干事、四川省航空委员会参谋室参谋、陆军335师参谋长。
“我们当时驻扎在成都支叽石公园。当时城墙还在，我们在城墙下挖的防空洞里，和成都空军第三司令部联署办公。”刘老回忆说，当时他们的任务是，面对空袭的敌机，决定怎么作战，“是只是对空发射，还是战机升空迎战。我们要迅速作出决定，并下达作战命令。”
“我记得清楚，1939年11月4日，空战发生在（成都）东北角。”说起打下日军“轰炸之王”奥田大佐一役，刘景轼至今记忆犹新。空战发生在当日中午12点，一群日军战机编队轰炸成都，刘景轼所在的指挥部下达了作战命令，空军战机和各制高点炮兵都参与了战斗。
另一名曾目睹此次空战的成都市民曾回忆说，当时他在太平寺机场附近的亲戚家躲难。“那天早晨警报拉响后，我们的飞机抢先在机场起飞，在天上不停盘旋。果然，不一会儿一群日本飞机，大约四五十架飞快地从城中心飞来。我们的飞机猛地飞到云层高处，俯冲下来用机枪猛扫，敌人的一架轰炸机开始晃动，机身也开始冒火。领头的日本飞机被我们的飞机追着打，一直追了很远，它冒着黑烟向简阳仁寿方向落下去，当时躲在屋里的人都跑出来观看，激动得大喊大叫。”
下午两点左右，刘景轼们得到消息，说是有日本飞机降落伞在简阳方向降落，“当时我们以为是日军飞行员跳伞，就电话询问了当地区长、（防空）部长，都说莫得这回事。后来我们才知道是（日军）飞机被击中打散了，银灰色的机翼掉下，被误会成降落伞。”
稍后，刘景轼们得到了一个更惊喜的消息：据截获的日本东京发出的广播称，有着“轰炸之王”的日军王牌飞行员奥田大佐坠机身亡了。
当天下午，刘景轼动身赶往坠机处。“我现在都记得，奥田的飞机坠落地点在简阳与仁寿交界处一个叫做观音桥的地方。”
刘景轼赶到时，飞机上的武器已被当地武装组织收缴了。机上飞行员已被烧焦成一团。不过，在遗骸旁边，刘景轼发现了一片有着花白胡子的嘴唇，“其他飞行员都是年轻人，因此我们判断这个是奥田大佐。”
在现场，刘景轼还发现了一个公文包及一些尚未烧完的文件。
刘景轼安排当地区署、保甲组织民工将飞机残片抬到仁寿文宫场，然后通过汽车运到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展览，“当时是人声欢呼，轰动全城”，极大地鼓舞了大家抗日士气。
回到防空司令部后，刘景轼将公文包及文件交给了航空委员会周治柔主任。“经过作战科审查证实，坠落飞机确实为奥田大佐驾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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