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８月１９日专电（记者 史竞男）格非《江南三部曲》、王蒙《这边风景》、李佩甫《生命册》、金宇澄《繁花》、苏童《黄雀记》，这５部作品日前摘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桂冠。他们的作品为何能获得评委青睐，在２５２部参评作品中脱颖而出？中国作协１８日在京召开的获奖作品研讨会上，与会专家道出了其中的奥秘。
深入沃土、扎根人民，向着生活和灵魂开掘
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终究要看作品。“这５部的确是选出来的最合适的作品，各有特点，代表了长篇小说发展的成绩。”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胡平说。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陈福民认为，获奖作品从题材领域、作家的年龄跨度和创作手法上，都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多样性，表达了这个时代生活的广度。
专家表示，获奖作品均为作家的“沉淀之作”——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从上世纪９０年代末开始构思，２００３年前后正式动笔写作，选择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来描述社会大变动中的个人情感。格非称，“这是用十多年的心血写成的作品。”《江南三部曲》得到了众评委一致好评，认为这是近年来最有厚度和整体性立意的作品。
王蒙的《这边风景》写于４０年前。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包明德说：“王蒙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文学勇气和叙事自觉，向读者讲述了６０年代新疆的故事。以一个独特视角，艺术再现了６０年代的中国风貌，热情歌颂了诚实的劳动、正直的品格、民族的团结和美好的爱情，我看了以后很感动。”他认为，这部作品对于生活有深入体验和精确呈现。
以８１岁高龄获奖的王蒙自称，这是一本下了苦功夫的书。“没有许多年的农村生活，没有与各族农民的同吃同住同劳动，没有维吾尔语的熟谙，没有对于生活对于大地、对于边疆对于日子的爱与投入，不可能有这部作品。”
李佩甫也是在他写作生涯的第３８个年头，迎来了茅盾文学奖。继《羊的门》《城的灯》后，《生命册》是他花甲之年完成的“平原三部曲”收尾之作，仅写作就用时三年。他从一风、一尘、一树、一花写起，书写了整个平原上的各种风土人情及一个村庄５０年的生存状况。获奖后，李佩甫表示，要“感谢我的平原，感谢平原上的风，感谢平原上的树”。
拒绝投合，彰显文学自身的生命力
“真正的文学拒绝投合，真正的文学有自己的生命力与免疫力，真正的文学不怕时间的煎熬。不要受各种风向影响，不盯着任何的成功与利好，向着生活，向着灵魂开掘，写你自己的最真最深最好。”王蒙获奖后作如是说。
“艺术是需要个性的”，在金宇澄看来，传统是生活乃至文学最基本的发动机，他的创作就是从传统中汲取力量。
金宇澄用沪语创作了《繁花》，整部作品呈现出很强的地域性和鲜明的文本识别度。他选择改良的方言口语，因为他认为“相对于固定的普通话而言，方言更有个性，更活泼，它一直随时代在变化，更生动，也更有生命力”。
“新历史主义”小说家苏童，把香椿树街的故事写了很多年，《黄雀记》获奖让他感到终于对自己有了个交代。《黄雀记》被认为是香椿树街系列中最成熟、最完整的一部长篇小说，是苏童香椿树街写作的一个重要标签。
专家指出，获奖作品风格各异，体现了茅盾文学奖的包容性，也彰显了文学自身的力量。“在物欲横流、文化多元的背景下，还有这么多作家坚定沉着执着于纯文学写作，这是值得肯定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朱向前说。
具有经典潜质，期待更多读者
茅盾文学奖创立至今３０多年，评选出了一系列足以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要作品，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评奖传统。
在专家看来，茅盾文学奖体现了导向性和权威性，它能将优秀的当代作品带入经典化快车道，不仅在文学界受到推崇，在读者中和社会上也产生广泛影响。
翻开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册，经典之作历历在目——《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尘埃落定》《秦腔》《蛙》《长恨歌》《无字》……伴随着获奖，作品获得了更大的市场空间，不但销量剧增经久不衰，还会被改编成影视剧作品为更多人熟知。
“茅盾文学奖作为最高的文学奖项，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遴选和经典化。”第一次担任茅盾文学奖评委的青年评论家杨庆祥说。
文学评论家贺绍俊认为，经典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行为，作家的创作、批评家的批评，以及整个社会的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都是经典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元素。
“文学评奖制度显然也是一个重要元素，它会以自己的方式影响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贺绍俊说，这些作品最终能不能成为真正的经典作品，首先还在于作品本身的质量是不是过硬。
陈福民说，新世纪以来，面对大众化和网络化文化的冲击，纯文学的市场空间和读者数量呈现递减趋势。“很多人在唱衰纯文学，但是通过这次茅奖评选，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文学内部秩序在起作用，纯文学的写作和阅读一直在进行，并拥有坚强的读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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