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23日电 21日，2015第三届中国民营美术馆发展论坛在宁夏银川当代美术馆落幕。在为期两天的讨论中，来自世界各地的美术馆方面的专家阐述了自己对民营美术馆的看法。当这些观点汇聚起来时，能够感到不同的人对美术馆都有其独到的见解，而这种多元化的认知正是建立在不同的地域、环境、历史、文化之上的。同时，参与论坛的不少专家也呼吁，加强对中国民营美术馆的支持。Museum与博物馆背后的两种思维
博物馆，可能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但在陆蓉之眼中，这个词语并像大多数人想的那么简单。“在西方，Museum(博物馆)就是单纯的Museum，跟所谓的百科全书形式的美术馆(art museum)不一样。可是在中国不是，中国的博物馆是博物馆，美术馆是美术馆，艺术馆跟美术馆可能还比较接近一点。”
除了在概念上有差异，东西方各自博物馆的发展轨迹也不相同。“西方的Museum不是一天造成的，它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这个历史跟贵族，跟皇室的文化是不可分割的。” 陆蓉之说。
她说：“而且在过去(西方的)博物馆是民营的，很多古老的美术馆，开始的时候都是私人的。当它是一个皇室的收藏时，它到底是私人的，还是人民的？这很难去区分。到了16、17世纪，也就是文艺复兴以后， 越来越多西方的贵族，慢慢把他们的收藏开放给民众分享。而其源头都是某些有文化、喜欢文化的私人品味的收藏发展成公众化的一个过程。”
而谈到中国的博物馆时，陆蓉之认为，中国的博物馆和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虽然它们都源于皇室、贵族的私人收藏。
她说，中国古代(博物馆)都是皇室的收藏。而在陆蓉之看来，这种源头并没有随着时代而彻底被中国人遗忘。“为什么蒋介石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抗战那么悲惨的岁月里，他还背负着故宫的收藏一路南迁最后带到台湾？因为对他而言，那是继承中国道统的一个符号。”
她说：“这些在西方没有听过，这是中国人的思维。”
显然，陆蓉之认为，今天东、西方博物馆、美术馆发展的差异，正是由于这种对博物馆概念从源头上就不尽相同的理解所造成的。同时，她说：“中国有十几亿的人口，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尽管中国的美术馆的确很新、很年轻，甚至很幼稚；但是中国的文化很古老，很傲慢。”
今天人们对博物馆仍存在认知上的偏差
相比于过去对于博物馆、美术馆理解的差异，当下人们对此理解的分歧也不算小。
“我们的时代在转变了。”陆蓉之提醒大家，“过去我们所熟悉的艺术馆、博物馆，它是一小群人，或者说是贵族、巨富的游戏。可是今天进入移动互联网云端的时代，你觉得艺术馆、美术馆、博物馆的文化不会改变吗？醒醒吧。”
事实上，今天的人们虽然对于博物馆都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但这种理解的偏差确实存在。只是在本届中国民营美术馆发展论坛上，各位专家就对博物馆、美术馆有自己不同的认知。
比如，台北当代艺术馆馆长石瑞仁认为，当代艺术馆应该是社区生活的一部分；在东京都现代美术馆馆长长谷川佑子眼中，艺术博物馆最基本的功能是对文献档案的记载；而巴塞罗那当代艺术博物馆执行馆长巴托梅乌·马力表示，当代艺术博物馆应该是个用藏品表达观念的地方；陆蓉之觉得，博物馆、美术馆应该去关怀我们自己本身的文化。
“我们面对的是一块处女地”
除了因历史背景、地域条件等造成人们对博物馆、美术馆认知的不同，陆蓉之认为，制度的支持也是很重要的因素。而她觉得，中国在这方面还是一块处女地。
她说：“做美术馆、做博物馆，各位，在中国，你们都辛苦了。这个辛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都还没有一套完善的税法制度能够帮助我们吸引更多的赞助者，在西方很多的赞助者你以为他们真的那么热爱艺术吗？有些是他们的会计师帮他精算了，如果他们捐助了艺术馆、博物馆他们可以在税上得到多少的好处，所以有许多制度鼓励了西方的社会长期的有许多人乐意参与捐赠、赞助这个大军。”
可在中国没有这样成熟的税法制度。陆蓉之说：“再加上中国经历过的历史命运，我们今天只听到土豪这样的称谓，我们看到贵族这样的中国人吗？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处女地。”
和陆蓉之的观点相似，在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银川当代美术馆董事及顾问吕澎也坦言，民间的力量是生气勃勃的，但同时也需要在制度上获得支持。“怎么样在制度上来支持民营美术馆的发展？要是在制度上没有支持的话发展起来会非常艰难。文化这种东西是需要潜移默化的、需要堆砌、需要积累，这都是需要在制度上、资金上支持的。”
据悉，本届论坛由银川当代美术馆主办，99艺术网发起。 [正文结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