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晚，在科尔沁沙漠的一片小绿洲中，35岁的万晓白正在敲击键盘为自己的沙漠草化项目发起网上众筹，网络页面不时弹送有关《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的信息。在两万多字的“建议”稿中，万晓白迅速找到了与自己相关的字眼：“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
此时，90后创业男孩王晓波正在为自己的创意快递盒上线忙碌着，他希望和小伙伴设计的这款可重复利用的快递盒能在即将到来的“双11”，被更多商家认可。他也从《建议》稿中找到了甚至可以写进商业计划书的内容：“实施循环发展引领计划……加强再生资源回收的衔接”。
不管是住在沙漠里的万晓白，还是正在备战“双11”的王晓波，在过去5年，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环保青年”。
在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主任葛勇看来，近年来中国年轻人参与环保的方式，已经跨越了捡垃圾、种树等初级阶段，他们能利用创业、众筹等市场手段更有效地参与环境治理。刚刚发布的《建议》稿中有关绿色发展的多项表述给有志投身生态环保的年轻人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李志青教授注意到，《建议》稿在提及环境治理时，用了“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的表述。在他看来，要实现“十三五”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目标，必须“全民环保”，尤其需要年轻人用创新的方式来补齐生态短板。
“绿二代”，从被嘲笑到被感谢
万晓白喜欢叫自己“绿二代”。每当有人诧异这位吉林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放弃在宁波优越的生活，带着先生和孩子到科尔沁大沙漠治沙时，万晓白就说，自己是子承父业，16年前，父亲也是那么“莫名其妙”就辞了国企的工作，承包了100多亩沙地治沙。
1999年，人们的环保意识远不如当下，万晓白的父亲万平辞职去治沙的事情在亲戚朋友间引起轩然大波。万晓白说，提起去治沙，大家都吓坏了。
万晓白说，在那个年代，承包一片沙漠去治理，在很多人看来就等于拿生命开玩笑。
治沙的头几年，老万不得要领，年复一年地在沙地上种树，成活率却很低，连周边村庄的孩子见了他都喊“老万老万，光赔不赚”。确实，在旁人看来，老万一家拿着一辈子的积蓄来沙漠里跟几棵树较劲真是赔本生意。
虽然一直赔钱，但2005年，万晓白作为“绿二代”还是毅然加入了这个行列。从那个时候起，万家人开始琢磨，科尔沁原来是草原，现在要恢复这里的生态，为什么要种树，却不种草呢？
从种树改为种草，万晓白说，这是让科尔沁重新穿上本来属于它的“衣服”。几年风调雨顺之后，万家修复的约两平方公里沙地居然变成了草场，甚至还养起了草原鸡，卖鸡挣回来的钱能反哺沙地修复。
万晓白说，2011年，他们家在那片小小的绿洲上搞了一个庆祝仪式，庆祝两代人坚守10年的绿色追求。附近村庄的一位长者专程来感谢万家父女，并为之前对他们的误解道歉。因为这位长者后来听说，万家人治理的这片沙丘就是离他所在村庄最近的一个，按照测算，如果不是万家人种草固定了这片沙丘，他所在的村庄可能早就被沙丘吞噬了，这不是没有先例。
如今，万家两平方公里的试验田里，已经有了300多种野生动植物，完全恢复了“野性”。万晓白也刚刚被提名我国环境领域的最高奖项——中华环境奖。面对荣誉，万晓白说，他们一家人这样的坚守无非就是对自然绿色的追求。
从被嘲笑到被感谢，万晓白说，这还不是她最想要的。她最希望的，是将已试验成功的模式在科尔沁5万平方公里的沙地上复制。
过去16年治沙的钱，靠的是老万的退休金和积蓄。80后的万晓白脑子更活，她用众筹的方式在网上筹集下一年治沙的费用，给参与者的回报是科尔沁的生态粮。
万晓白也知道，这样的筹资方式比起老万时代自掏腰包有进步，但离她要去拯救5万平方公里沙地的梦想还有很大差距。但11月3日晚间公布的“建议”稿中有关生态屏障的诸多表述，让她看到了希望——“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全面提升森林、河湖、湿地、草原、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
“我们赶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
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闭幕，所有媒体都在等待会议公报，因为那是一份未来5年中国发展的蓝图。
也在这一天，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我国新环保法生效后的第一起生态类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福建南平生态破坏案”进行宣判。法院判决，被告谢某等4人要对其破坏的28.33亩林地的生态功能进行恢复，并赔偿生态功能损失费127万元，这也是法院首次在判决中支持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向法院提起这起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之一，是我国成立时间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20多年前，梁从诫创办“自然之友”时已是花甲老人，而如今“自然之友”的总干事张伯驹两年前接受这一职位任命时才29岁。
当时也有人怀疑，一个中国最老牌的民间环保组织交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儿，会不会搞砸了？回顾几年来的总干事生涯，张伯驹觉得自己做得还算顺利。在他看来，与梁从诫开创“自然之友”的时代相比，现在的民间组织投身环保有了更多法律和制度保障。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今年年初通过的新环保法，明确社会公益组织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尽管仍有一些环保组织提起公益诉讼时受阻，但相比过去，不仅被立案的几率高了，而且可以打赢。
张伯驹说，这与2005年梁从诫提出推行公益诉讼却不被理解的局面相比，有了很大进步。对公益组织来说，运用法律武器保护生态环境也是一种更有效的手段。
同样感到时代不同的还有美国环保协会北京办公室的秦虎。10年前，大学刚毕业的秦虎立志要做的是，把学校里学到的全球环境治理的先进经验介绍给中国政府部门，其中包括美国最严厉的环境违法处罚措施“按日计罚”。
然而，环境执法人员10年前面临的现实是，很多时候连企业的门都进不去，更别说要处罚违法企业了。“一天都罚不了，还提什么按日计罚”，当秦虎跟一些政府部门的官员“推销”他的所学时，回答他的多是无奈。
但随着近年来民众环境诉求的提高，以及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视，渐渐有官员愿意听这个年轻人的观点了。后来，有的地区愿意尝试按日计罚，再后来，这项严格的处罚措施被写进中国新修订的环保法。
秦虎说，自己这一代环保人碰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他注意到，《建议》稿中，关于中国未来的环境执法制度有诸多表述，而他也正在研究一个名为“下一代守法”的课题。因为在严格执法后，会有一些企业转变为守法企业，那么该如何更高效地管理这些企业也就成为新话题。
“环保青”正变得市场化、国际化
90后男孩王晓波大学里学的是计算机，但还没毕业就研究起快递盒。一开始他只是觉得快递盒一次性用过后就扔弃挺可惜的，能不能给它们找个出路，没想到，到后来越战越勇，居然靠快递盒找出了创业路。
王晓波说，自己不是一个纯粹的环保青年，他更愿意称自己为“社会企业家”，用市场、“互联网+”的方法来参与环保。
一开始，王晓波给快递盒找的出路是，收集快递盒之后交给勤工俭学的同学重新加工，但发现这样成本太高，循环难以为继。后来，受到国外包装盒再利用的启示，他和小伙伴设计了能由消费者直接改造成其他物件的快递盒——就是在传统快递盒里，画上裁剪线，消费者可以根据这些裁剪线把快递盒改造成笔筒或收纳盒。
王晓波算的账是，一个普通盒子通常生命周期只有7天，但被改造后，有可能延长至两个月，这意味着每年将有大量的森林被保全。
大学还没毕业，王晓波就凭着这个创意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去年一毕业，就接着和小伙伴创业，要把快递盒子开发出更多用途。在即将到来的“双11”，王晓波希望有更多网购达人选择这种环保快递盒。
说到环保市场化，80后女孩张杨做得更高端。今年年初，张杨从政府部门离职，加入了中国低碳联盟。在这个新机构中，她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推进建立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目前，她在紧锣密鼓进行的一项工作，就是在企业中推行碳交易模拟培训。
张杨说，在2014年11月中美共同发表的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方宣布了2030年左右碳排放达到峰值的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必须加快低碳发展步伐，而碳市场也是实现这一承诺必不可少的环节。对大多数中国企业来说，二氧化碳减排还是全新课题，更别说要把碳作为商品进行交易了。这些短板正是致力于碳减排的年轻人的机会。
在《建议》稿中，关于碳和减排的问题，张杨找到了更详尽的表述。1个月后，张杨将和一些年轻的同行去巴黎参加气候峰会的谈判，这一次，中国人有更多东西可以放到谈判桌上来说的。 [正文结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