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人民，向生活学习
京剧表演艺术家 尚长荣
2014年是中国文艺事业的喜事之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今年，国务院《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正式下发；7月29日，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在北京胜利召开。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党和各级政府在传统文化的政策导向、战略部署和具体实施上所做出的许多实实在在的推进工作，作为一名从事戏曲事业近70年的“老兵”，在激动、振奋之余，我更有许多感慨和思考。
戏曲是融四功五法的表演形式和程式化、虚拟化、写意化为艺术特征的传统艺术，上百年的延续与凝练、上百个剧种的个性与锻造、数代戏曲大师与前辈的传承和弘扬，都为这个深邃的宝藏积累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资源。回顾与反思，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戏曲似乎也走过一些弯路：出出大戏都是管弦西乐伴奏，场场灯光舞美都华丽得耀眼炫目，个个投资都是百万千万的累加，但凡是重点剧目都唯西乐独尊，向奢华靠拢，更有甚者，舞美、服装弃民族传统于不顾反倒学起了外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艺术宝藏浩瀚精深，中国的民族音乐绵延千年，与戏曲亦是一脉相承，中国的舞台传统写意凝练，是东方审美观的独特表达，放着自家的宝贝不为我所用，却心甘情愿地被“洋派”俘虏、绑架，说到底是缺乏民族自信的表现。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此话可谓一语中的，道出了我们的心声。戏曲是个凭借着良心、坚持和过硬的业务素养为社会奉献精神食粮和真善美的事业，作为戏曲人，我们传播的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弘扬的是传承千年的优秀美德，承载的是家国大义和人文情怀，一切朝“钱”看、当“孔方兄”的孝子贤孙是万万要不得的。
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作为戏曲人，作为创作者，只有贴民心、接地气、实实在在感受人民的喜怒哀乐，了解生活、深入生活、咀嚼生活，才能创作出真正为社会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优秀作品。
（尚长荣在近日召开的“上海市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推进会”上的发言，本报记者曹玲娟整理）
好戏，创造出美的奇迹
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演员 濮存昕
有人问我，你的信仰是什么？我记得闻一多先生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的一首诗《奇迹》中写道：“我只要一个明白的字，舍利子似的闪着宝光，我要的是整个的，正面的美。”我认为，每一个知识分子、艺术家，他信仰的是美，这个美是审美之美。作为演员，怎么可以不追求美，不为美而生存？
最近我们北京人艺上演的《吴王金戈越王剑》也具有深厚的美的内涵。《吴王金戈越王剑》首演于1983年。30多年前，我还在空政话剧团当学员，看了这个戏。吕齐老师演的勾践真好，呈现了勾践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卧薪尝胆复仇，最后却背离了民心，对我的心灵震撼很大。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范蠡遇见西施那场戏，当西施闪现在范蠡眼前时，就是闻一多所说的奇迹产生的时刻。剧中范蠡与西施的戏虽然是副线，但是有力地推动了剧情的发展，白桦老师把范蠡的家国情怀写得那么极致，有着那么强烈的矛盾冲突。
这两年，蓝天野老师又复出导戏了，复排的第一部作品就是《吴王金戈越王剑》。我有幸在戏中演范蠡，很激动。在排练过程中我真正纠结的地方在于家国的责任与私情的舍弃。我很看重范蠡被西施的美貌所震慑住后的那份不舍，于是把私情部分演多了。天野老师一直说不行不行，一开始我并没有领悟到他对于我节奏上的指导，后来真正面对观众时，我才发现那段短短的情节出现了不应该有的效果，忽然间我发现不美出现了，我让有俗念的观众掉戏眼里了，我这才理解天野老师。范蠡这个人物得有高度，家国之责任重于私情，在家国面前，他会决然地把自己深爱的女子送到吴王夫差那里，这是戏中很重要的片段，传递了美和善，也让观众重识自己心灵的追求。
今年10月《吴王金戈越王剑》这个戏先在北京上演，再到上海这个戏剧之都演出，参加今年的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这也是圆白桦老师的心愿，希望他的家乡人民——上海的观众能够看到他那时用心血写出来的作品。正如赵朴初先生评价弘一法师时所说的：“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耀天心”。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是一个让大家开眼界的平台，各个优秀剧团，各种好剧目，众多名角聚集在上海，让上海观众感受金秋之美、艺术之美。文化艺术在一个城市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当上海的夜生活中，各个剧场里上演着各种值得看、值得赏、值得品的好戏时，这个城市的性格就会被滋养。
静下心来，等一等灵魂的回归
中国美协副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 施大畏
在我的工作室里，一直放着两张照片，主人公是同一个陕北老汉——1997年，我去陕西省榆林市高家堡写生，一位老汉淳朴敦厚、和蔼可亲的形象打动了我，我为他拍下了第一张照片。10年之后，故地重游，我在村口又遇见了他，并拍下了第二张照片。10年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老区乡亲们的文化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善，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默默耕耘在那片土地上。这使我沉思：作为艺术工作者，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
随着文化市场的蓬勃发展，我们有时难免面临着纯粹的艺术创造和商业化的市场运作之间的困惑，这会让创作变得浮躁，从而失去从事文艺创作应有的那份淡定和从容；会使部分艺术作品不免脱离人民、脱离生活、脱离实际，出现快餐化、娱乐化、商业化的现象，缺失了真正讴歌人类真善美的内在力量。艺术在发展变化，我们在追逐时代浪潮的时候，往往忘记了提升和完善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尤其需要静下心来，让匆匆的脚步稍稍放缓，等一等灵魂的回归，千万不能为追名逐利而透支了本已贫乏的精神世界。
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而艺术的规律不变。艺术家的诚信就在于用心去真诚表达哺育他成长的那片土地和人民，接地气、爱生活、爱人民、爱真正的艺术，不辜负人民对我们的厚望。只有我们心里始终揣着人民，心灵才会沉淀下来，诚信的确立，良知的回归，使灵魂回归纯粹的本源，用心思考，用情创作，才能使我们的作品有温度、打动人，得以回报社会。
绘画有着“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能，用自己的作品讲好中国的故事，这个优秀的传统需要今天的艺术家发扬光大，让绘画走出画室，走向更广阔无限、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在保持绘画“阳春白雪”艺术高度的同时，打通普通百姓的审美渠道。
最近我时常想起两句话，“一个民族存在一种艺术精神，画家应该是一块土地的儿子”，“一个人的文化，是他的立身之道”。什么是文化？一个哲人曾经说过，“文化就是对生命的敬畏和对历史问题的表达”。我们的祖国，从一个穷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国，又努力使之成为世界的强国，实现这个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更需要文化。没有历史感的民族何以有文化自信，在这个历史发展的转型期，发扬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精神，树立我们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当代文化人的责任担当。
（施大畏在近日召开的“上海市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推进会”上的发言，本报记者曹玲娟整理）
创作是为了“传之其人”
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 田沁鑫
我与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有着深厚的缘分，是艺术节的老朋友。早在1999年，我的成名作话剧《生死场》就参加了首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也是从第一届艺术节开始，我的戏剧作品不断展现在上海观众的眼前。艺术节见证了我作品的成熟、我个人的成长，我导演的话剧《青蛇》便从这里，走到了肯尼迪艺术节、爱丁堡艺术节的舞台。
多年来，作为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国际艺术节，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不仅将文化艺术传递到人民群众中去，又将中国文化传播到国际上——所有的创作都不是为了束之高阁，不是为了“藏诸名山”，而是为了“传之其人”。艺术节不仅让诸多国外的知名演出团队、制作人第一时间接触、了解中国的名家名作，更推出扶持新人新作的“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让年轻的优秀艺术家能有较好的机会与世界接触。
说到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大家的第一印象往往是非常主流，非常形式化，但其实这种认识是很片面的。我的戏剧没有一个主流或非主流的界定，主流戏剧里有个性，非主流戏剧里也有大爱，我认为在两极中寻找平衡，用独特的方式把人对美的向往和精神追求表达出来，就是我对我本职工作的认知。像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也是，1999年至今已有17届，17年间的作品形式可谓是浩瀚，但无不表达着人性对美的诉求，不失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集大成者。
做戏总要有点精神追求，总要有点中国韵味。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以国际为名，提供了一个中国传统的文化精华走向国际的平台，在这个优秀的大环境下，我们要在我们中国文化“皮儿厚”的状态下，用清明的语言方式，用对戏剧非常热爱的卓越努力，让国际社会透过这层敦厚的底蕴理解我们的文化，文化立足，内容领先，纯粹做戏。
通过艺术节走向世界
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艺术指导 赵 明
人们评价我的作品时，有个认可的标志就是走入国际市场，其实这跟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息息相关。我的很多作品都是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献演后得到全国认可并走向国际主流舞台的。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挑选剧目素来高标准，因此登上这个舞台，对艺术家来讲，尤其对我们编创人员来讲，是一份荣耀。
2003年、2004年，我编导的舞剧《霸王别姬》《红楼梦》作为第五届、第六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开幕演出成功首演，随后登上国外很多国家的舞台。2005年，我编导的杂技芭蕾剧《天鹅湖》被选为第七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闭幕演出，之后足迹遍布全世界。2014年，我创作的舞剧《绣娘》参加完艺术节后，登上了肯尼迪演艺中心歌剧院的舞台。今年，我编导的壮族岩画音乐舞蹈诗剧《花山》在第十七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首演，也得到了很多观众包括美国一些演出商的青睐。
今年演出的《花山》是一个非常民族化的题材，有些人并不看好。但是我很自信，演出果然也很成功。我的这股自信来源于通过国际艺术节这个平台熟悉了上海市场。就全国范围来讲，上海的舞台演出市场最为完善、规范；上海文化有很大包容性，前卫的、有争议的艺术都能在此绽放；上海观众的艺术鉴赏力、审美意识也更与国际接轨。因此，某种程度上，瞄准了上海市场就等于瞄准了国际市场。
在我看来，好的艺术节不仅是作品展示的平台，更是一个创作孵化平台，提供艺术家不断提升的空间以及通往更高平台的渠道，由此推动整个文艺创作的繁荣，并且给城市带来更多活力、想象力、创作力。在这方面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做时代的讴歌者
作曲家 吕其明
金秋十月，在第十七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我有幸作为颁奖嘉宾为国际著名小提琴家瓦丁·列宾颁奖。看到如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年年有许多好的节目上演，已成为人民大众的节日，作为一个老艺术工作者，我从内心感到高兴。
今年是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一周年。总书记的讲话继承发扬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出了当前在文艺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文艺发展与繁荣指明了方向。我深深体会到，文艺发展方向最核心最根本的就是文艺是为社会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必须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
文艺创作多元化，百花齐放，但主旋律、讴歌时代、体现民族精神的正能量作品始终不能放弃。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先进科学技术、优秀文化进入国门，给国家带来新气象。但是，一些错误观念、拜金主义、媚俗现象出现在一些文艺作品中，我感到很不安。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文艺创作指明方向，可谓及时雨。所以，主旋律作品绝对不能少，她代表了我们时代的精神，她是引导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不断进步的精神食粮。
创作一部优秀作品，有为人民服务的坚定理念，还要主动向生活学习，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我的创作生涯已有50余年，50余年的艺术创作是沸腾的生活给了我激情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从《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红旗颂》、电影《红日》《城南旧事》《焦裕禄》的音乐，到今年我刚完成的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而作的交响音画《一支抗日游击队》，无不证明这一点。心中有祖国和人民，才能创作出为百姓喜爱的音乐，才能传得开，留得下。
我虽然已到耄耋之年，但创作激情依然澎湃。我要为我们的伟大时代讴歌，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使命。
共同拥有的“艺术天空”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毛时安
让更多热爱艺术的普通民众能亲近艺术，走进艺术的殿堂，接受艺术美的熏陶，恐怕是所有艺术节举办者们共同追求的美丽梦想。但在实际运作中要实现这一梦想却不那么容易。因为场次、票价种种原因，总是有许多普通民众被拒之门外。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定位于“人民大众的节日”。上海国际艺术节自去年起首创“艺术天空”，敞开了天空般的广阔胸怀，开辟了大大小小的许多路径，让无数梦寐以求亲近艺术的广大民众，特别是学生、老人、外来务工者和生活困难的低收入群体，圆了自己多年的艺术梦。
600场演出、200万受众、17个区县，“艺术天空”以数字诠释了它的意义和内涵。在艺术天空下，数以万计的优惠低价票让市民走进剧院欣赏艺术，同时包括布拉格交响乐团、英国女王近卫军乐团、小提琴家列宾等被邀请走出剧院，在没有围墙的露天舞台上为普通民众演出。
动员名家名团名作，覆盖广大区县，扩大受益群众，目标人群明确，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艺术天空的文化普惠对于底层民众文化权益的保障是普降的甘霖而不是空中的雷声，是真心实意的人文关怀而不是虚情假意的敷衍了事。在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的文化惠民活动中，我们看到了艺术与人民“天光云影共徘徊”的生动景象。
中国文化滋养芭蕾艺术
上海芭蕾舞团团长 辛丽丽
一个以古典风格见长的芭蕾舞团，要在瞬息万变的艺术世界里走得更远，就需要建立多元化、个性化的剧目库。为此，上海芭蕾舞团愿意去做一些大胆有益的尝试。
2012年，现代芭蕾《简·爱》是一场“自我颠覆”的战役——结构上，我们大胆从现代人的角度出发来构思作品，赋予了它既忠于原作又富有创新的呈现；风格上，编导帕特里克·德·巴纳以崭新的艺术思维和艺术语言颠覆了上芭惯有的表演风格，舞团实现了从“古典”到“现代”的大转变。《简·爱》的首演一票难求，伦敦之行引发轰动。上芭因为《简·爱》实现蜕变，《简·爱》也作为中国芭蕾的优秀成果而对话了世界。
2015年，现代芭蕾舞剧《长恨歌》接踵问世，是编导帕特里克自身的感触和上芭坚持“用世界语言讲中国故事”的创作方向促成了这次合作。在这个过程中，从主创团队的斟酌、剧本的一再修改到舞美的取舍、调整等，我们遇到的困难之多完全超乎想象。是大家的坚守与坚持让作品顺利首演并登上本届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舞台，是大家的智慧与努力让芭蕾艺术在中国文化的滋养中孕育出了崭新的形态。
从《简·爱》到《长恨歌》，五年间我们在中国新芭蕾风的路上摸索着前行，虽然走得很辛苦，但苦得有意义。中国芭蕾要发展，要拥有独立的形态，就要打开门把国际上最前沿的艺术引进来。我们希望在这个艺术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可以为中国芭蕾事业做点什么。
用音乐架起沟通的桥梁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 余 隆
交响乐是人类艺术文化的宝贵财富，是全世界通用的艺术语言。中国文化的有效输出方式应该要将中国元素融入易于被西方人理解的艺术形式中，这样的作品才能够真正融入西方主流人群和国际舞台氛围。
在当代交响乐创作领域，因为观念和技法的变革使得中国和西方同处于一个新的起跑线上，这是我们的一个机会。我们不断尝试向作曲家们委约作品，就是希望能诞生出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伟大的，能成为世界性经典的新作品，向全世界传达来自中国的声音。为了保证中国的音乐创作拥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我们始终致力于建立向职业乐团和音乐节机构推荐青年作曲家作品的机制。
有好的作品和人才，也要有好的平台，在这方面我和我的团队做了很多大胆的尝试。从18年前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到上海夏季音乐节，以及今年创办的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都是对于交响乐艺术标准和职业标准的一种探索。
音乐是一门有无限想象空间的艺术。音乐教育不是仅仅为了培养音乐家，而应在学习过程中，使孩子们得到艺术的熏陶、想象力的提升和创造力的开发。不论他们将来从事任何职业，都能给他带来更多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真善美，让我们尽情表达
国家一级编剧 王丽萍
我觉得作为编剧，用作品说话是最重要的，而通过作品表达真善美，弘扬积极和乐观，是我们的责任，也以此表达我们对这个时代和这个世界的热爱。
记得我写电视剧《岁月如金》的时候，写的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他们从知青回城后见义勇为、真诚爱家的大爱故事，让我激动不已。可写的时候，有人劝我，你的婆婆媳妇剧，随便改头换面就会有人追捧，为什么偏偏要写那么主旋律的作品？担心这个戏不赚钱，吃力不讨好。
我想起了我的大哥，他是一个警察。现在退休了，可只要一在公共场合看见有人偷窃，大哥会不顾一切上前阻止。我常常想，英雄主义，这是我们时代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精神，而那些最普通的人们，认认真真生活，助人为乐，是有时代价值的，也是社会应该弘扬的。我们用良心写作，我想用朴素的道理和塑造的人物形象和他们的故事，来讲述中国老百姓的家庭故事，书写好平实真诚的中国梦。
同样在创作《大好时光》时，我特别下笔墨去描写胡歌演的儿子与吕凉演的父亲之间的父子情深。我觉得家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父亲有父亲的样子，儿子有儿子的样子，彼此间尊重、理解、支持，才是家的意义。
写了这么些年，越来越感觉到，当你的作品被播放后，无数人会看见，所以当我们在创作时，心里一定要有观众，要把真善美尽情地抒发。多一份真善美，也就多了一份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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