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柯进
2015年5月26日，在中国教育学会、华东师大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联合主办的纪念《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30周年研讨会上，叶澜说：“过去30年，我三读《决定》，每次都有不同感受。”而叶澜三读《决定》的不同感受，或许记录了这个国家30年教育改革发展的足迹。
1985年一读《决定》，兴奋于中国教育正在由为政治服务转向关注经济社会发展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1986年紧接着《义务教育法》公布，作为教育研究者，叶澜这一阶段第一次系统研读了《决定》。这次研读，叶澜预感到中国教育将迎来三大转向：中国教育发展即将由过去只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转向关注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的重点将转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教育经费将由过去完全由国家承担，转向多渠道筹措。
这次巨大转向，给叶澜留下了深刻印象。彼时的中国社会，虽然经济体制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中，但教育发展方向依然延续“文革”期间强调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现在回头看，感觉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浪潮对教育产生了巨大冲击。”叶澜说，“也就是这一时期，我国基础教育规模迅速变大，基础教育打破了过去公立学校‘包打天下’的格局，大量民办学校开始兴起。今天的许多初中民办学校，都是那个时期的产物。”
2005年二读《决定》，开始从实践中反思教育与外部改革的关系问题
2005年至2006年，参与了10余年基础教育改革的叶澜，正在着手撰写她的专著《新基础教育论》。提笔之前，叶澜重读《决定》。
此时的中国，全国各地正掀起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高潮。素质教育和课程改革因而成了叶澜这次研读的重点。2000年后兴起的课程改革实践，使得叶澜意识到，“实践已经向我们提出要对改革本身做出反思”。
这一次重读中，叶澜对教育改革中的社会变革与教育变革、教育变革中的数量与质量、国际教育思潮与中国教育变革、教育理论跟教育实践四对关系进行了深入反思。
“我感觉，我们的教育变革基本上是按照经济变革的方式推理出来的，缺乏对教育本身特殊性的关注。在数量与质量发展上，前20年教育改革的重点是在数量发展上，对‘教育变革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质量问题深度思考和关注得不够。”叶澜表示，这一时期，中国教育改革主要是根据国际变革的状态来思考中国变革的情况，就连变革思想、如何变革等大多是“舶来品”，是从国外著作中引过来的。
三读《决定》，重新检视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下，未来的教育改革何处去
2015年5月，接到纪念《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30周年研讨会的发言通知，叶澜再次重读《决定》的文本。
在叶澜的记忆里，教育体制改革30年来中国教育有了两大显著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曾制约教育发展的要素、经济等方面资源相当匮乏的状况发生了巨变。第二个变化，就是中国虽然基本完成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任务，但现在又发生了两方面的新变化——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上，重点是追求均衡发展和质量提升、内涵发展，同时基础教育发展的重心正逐步上移到高中阶段教育改革问题。“反思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叶澜觉得改革的缺憾，就是缺乏另一个重要维度——对师生个体发展的关注。
“我们的改革对特殊性的关注太少！我们在改革中认为是好的做法，大家都去追赶，唯恐不及，缺乏对各自领域特殊性的思考，缺乏对教育对象状态的思考，一味跟风！”叶澜列举了她所见所闻的一系列教育怪现状：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从幼儿园开始就搞创新教育，创新教育毫无差异。一所高中实验走班制，于是小学、初中一窝蜂式地开展走班实验。
“我们今后的教育改革迫切需要把握好一个度！过犹不及是我们老祖宗的经验，不可忘！”叶澜不无忧虑地说。 [正文结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