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当过学生的人，必然与“作弊”发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惯于以考试来选拔人才的国家，各类大考小考在磨练人意志的同时，也不可避免令一些人产生不劳而获的幻想。于是，作弊就演变成了一种文化：它既是一些人投机取巧的钻营之道，也在一些时候被视为对现行规则的反抗或挑战。
作弊自古有之。尽管那时作弊难度不太大、成本不太高，但风险极大。对于作弊者，最基本的惩罚手段是终止其以后参加考试的资格，这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取消学位证”，书白念了，读再多也没法获得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身份”——功名。对作弊者惩罚最严格的莫过于清代，按照《大清律例》，作弊考生将带枷三个月示众，杖一百，最后还要发往边疆充军，这也就相当于“作弊入刑”。
在现代社会，一般考试的作弊行为更多被视为一种道德缺陷，而不会被上升到国家刑罚的层面。但那些受人尊敬的教育机构，的确对作弊的处罚十分严厉。比如在我的母校北京大学，考试作弊的结果就是一个：取消学位。
不过我自己做了老师以后，却没有遇到过作弊的情况，其主要原因是我本人不大赞成什么课都以闭卷考试的方式去检验学生的学习情况。在我看来，大学除了要教学生知识本身外，更重要的是教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而后者是无法通过闭卷考试来检验的。不过对于在作业或论文中出现剽窃现象的，我的处理方式就是一个：0分，重写。这件事在我看来是黑白分明的。
比起教育机构里的考试作弊现象来，倒是那些“层次”较高的作弊行为更值得警惕。比如，科学研究的数据造假。人们可能已经忘记了十年前那起著名的“汉芯”造假事件，但此事至今回想起来还让人觉得触目惊心：一个研究团队，用编造的数据和结论，虚构出了一款“中国人自主研发的CPU”，竟能成功瞒天过海地通过从地方到国家的层层审核，包括权威性极高的“鉴定专家组”，骗取高达上亿元的科研基金；最后的结果是，项目的负责人不但未被施与除撤职以外任何实质上的惩处。去年在日本发生的小保方晴子科研数据造假事件的最终结果却是：撤回已发表期刊论文、当事人导师引咎自杀、当事人辞去自己的科研职位、当事人的博士学位亦被其母校早稻田大学撤销。这样的对比，难免令人产生“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忧虑：当我们的制度和文化只是对大学教室内的作弊现象严厉惩处，却对那些更为“高级”、实际危害也更大的造假行为格外宽容，这将会给那些大学校园里的年轻人们带来怎样的暗示呢？
作弊现象并不可怕，年轻人一时混淆了“借鉴”和“抄袭”之间的界限，或教育，或惩罚，都是对偏差加以修正的正常手段。可一旦作弊变成了一种文化，而且是一种“玩儿得越大越安全”的文化，那么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就会受到严重冲击。因为这相当于在鼓吹一种利益至上的赌徒心理：当预期利益不够大、不够诱人的时候，就老老实实地遵守规则；可当预期利益足够大、足够诱人的时候，不择手段也要拼力争取。与在教室里作弊相比，更高层次造假行为的成本和风险，实在太低了。很难想象，当学校和教师在课堂上对涉世未深的学生们苦口婆心地讲述作弊之恶的同时，在他们身边却存在着远比考试作弊更恶劣，却从未受到应有惩罚的造假恶行，这恐怕是现行教育制度带给人们最大的讽刺。
所以，尽管作弊时常被我们当作道德问题来看待，但我们真的不能将作弊的文化单纯地视为一种因自律不足而导致的道德缺陷。一个原本是非分明的判断体系，为何竟在很多人的流行观念中变得可以“商榷”甚至“无伤大雅”起来？这很值得我们深思一些道德之外的原因。 （常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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