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相对落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基本上是面对面的，因此除了言传，还有身教（或称“不言之教”）。这种贴近性，使价值观的教育显得生动，形成之后更为坚定。不仅如此，在静态的熟人社会中，由于人际交往相对恒定，价值观游移的可能性不大，除非社会受到的外来冲击比较大。
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的现代社会，虽然进入陌生人社会，有了现代传播手段，但是，价值观形成机理中的单向特质并没有改变，其机理仍在发挥主要作用。陌生人社会，所见到的陌生人更多，但能够对价值观形成产生作用的，还是熟悉的朋友、师长，现代传播手段的电视、电台、报纸、杂志、电影，仍然是我讲你听（或看），本质上是一种灌输，如果这些现代传播手段被绝对控制，那么，价值观塑造就更为彻底、单一。
互联网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际交往方式。其中改变最大的，是人际交往的空间范围在理论上扩展到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影响价值观形成的最大改变，是从单向传授变为双向互动。这一改变，对传统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它使个体突破了固有的人际交往圈，真正的陌生人世界来临了。今天的人，理论上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一个是现实世界，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家庭成员、亲朋好友、同事同学；一个是虚拟世界，可能是一辈子也不会见面的网友、博主、大V、网店店主甚至是游戏人物。那么，哪一个世界对个体的影响更大？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但绝对没有统一的答案。在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结合得越来越紧密的时代，我们往往看到，不管是一场报告，还是一次饭局，到最后，大家都在玩手机，已经是“人在此处，心在天涯”了。
其次，互联网时代之前的现代传播手段（电视、电台、报纸、杂志），迅速被边缘化。当前，传媒界都在谈论自身行业的危机，撇开营收不谈，这种危机主要是传统传媒对受众价值观的影响力大大下降。一方面，诸多的门户网站可以迅速集纳全球所有刺激眼球的新闻，这种集纳，除了基本守住遵守基本事实，当事人的隐私保护的新闻伦理底线，基本不会考虑价值观因素，其考核的最重要指标就是点击率。另一方面，即便打算在一家网站进行价值观的宣示，往往可能是徒劳的，因为受众关注点转移的速度，比电视遥控器还快，宣传式的价值观教育，可能注定失败。
在网络时代来临之前，整个社会的知识和文化传播是等级分布的，芸芸众生只不过是极少数知识和道德精英进行价值观创造的原材料、加工对象和践行者。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天才，也需要长时间地博取世俗功名之后，才拥有创造价值观的资格。但是，在网络时代，大众可以便捷地越过知识和文化等级，直接参与到价值观的创造中。比如，一些网络大V，正迅速成为舆论领袖，掌握了部分话语权。那些言说能力比较弱的网友，则通过群体性谩骂、嘲弄，阻止一些价值观念的传播。比如，某大学校长刚刚开微博，就被奔涌而来的网友骂得不敢说话，关门了事。
言说的便捷性，使芸芸众生的所思所想不再需要代言人，也不需要传统文化生产中的编辑把关，直接进入舆论场。如果各种价值观之间存在一种竞争关系的话，那么在网络时代，这种竞争关系之下，价值观的位序正在重新洗牌，一些传统的价值观也不断受到质疑。
通过网络，很多价值观相近的人可以聚合在一起，而且非常便捷。价值观的相近，往往会带来行动的一致性。当一大群人价值观高度雷同时，很容易出现行动一致的情形，尤其是当出现实际利益冲突时，价值观相同很容易转化为具体行动——一些群体性事件，大都可见这种”网上发动，线下行动“的模式。
由于大众参与，一般公众无法辨识一些比较复杂的价值观问题，于是，给论敌贴上“标签”成为一种划分敌我的重要办法，最常用的标签有五毛、西奴、汉奸等。双方几乎不可能坐下来讨论问题，双方也不觉得有坐下来讨论问题的必要。而“丑化”则是另一种手段，其主要是诉诸于道德情感方面的负面评价，通常包括造谣污蔑——很多标签里面，已经包含了造谣污蔑的成分。
当理性客观的讨论不能进行时，口号成为一种最直接、最有效的精神动员，口号本身拒斥任何商量的余地。网络上的口号很多，论战中，可以看到各派之间热闹的“语录仗”。
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是价值观的跟从者，价值观尽管多元，但毕竟有限，不可能有无限多样的价值观。因此，可供大众选择的价值观并不多。这种情况下，价值观的归属其实很让公众焦虑，对在意价值选择的人来说，不选择往往意味着存在感的缺失，就有一种被抛弃感。 （任大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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